情人被普遍容忍這事看起來難以理解，但其實古往今來的大多數歷史時期這種情況都存在，而且社會在看待這類問題的時候往往是從制度層面著眼。
也就是說一種不道德的行為是否應該懲罰、是否應該譴責、要不要打翻在地然後踩上一萬只腳，主要取決於這種行為對社會制度、風俗、倫理的危害程度。
比如說在允許納妾的中國和日本，就對出軌采取比較嚴厲的態度。日本歷史上早在鐮倉時代，幕府就允許丈夫在「捉*在床」的情況下，對*夫「格殺勿論」。中國歷史上也有類似條款。雖然後來的政府往往會采取很多錯事對這種「格殺勿論」進行約束和規範，比如鐮倉幕府後來就要求「如果非要殺*夫」「那麽你不能只殺*夫一個，你得把出軌的太太也斬了」。還有「格殺勿論僅限捉*在床」，「如果*夫已經跑出屋子了，你追上去就不算捉*在床了」。但這種規範和約束只能說明，政府對「殺人」的容忍度比「通奸」更低。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情況下希望你盡可能不要斬殺對方。為此後來的幕府還推出了賠償金制度，也就是說如果丈夫真的「捉*在床」，但準備法外施恩，饒了小子一命，那麽幕府是鼓勵丈夫收取「精神補償金」的，還為補償金制定了一個「建議價格」，確切的說是兩個，「阪東」一個「上方」一個。上方的賠償金比質實剛健的阪東便宜一半！不過即使是便宜一半的賠償金，也相當於一個熟練工兩到三年左右的薪資，也就是說不吃不喝兩年到三年才能還清這筆買命錢。
那為什麽太平洋西岸對這種問題如此的嚴厲呢？因為中國和日本的社會在制度上允許納妾。你明明可以把她娶回家去，卻非要「妻不如妾，妾不如#、#不如偷」？那社會只能讓你「偷不著！」畢竟制定法律的統治者是「納妾」制度的受益方，卻是「綠帽子問題」的受害方。越有權有勢有錢、在法律制定方面越有發言權的人，妾越多、越監督不過來、越可能被人偷雞摸狗。所以就要重拳出擊，如果不是怕人人都敢在法律的框架之下隨便「格殺勿論」，對這類問題的懲罰應該還會更重。你看從法律到私刑，從明正典刑到裝竹籠沈塘，有多少對這類問題的懲罰方式？
那歐洲也是有權有勢者制定法律，為什麽他們就對這類問題寬容的多呢？因為歐洲的風俗禁止納妾嘛。不但禁止離婚、歐洲的貴族還要求門當戶對、還要求女方提供嫁妝、還禁止離婚。結果就是妻子在婚姻關系裏是唯一的，制度上就不允許妾存在。因為妻子是唯一的，而且往往有嫁妝可以支配、有身份不亞於夫家的娘家人撐腰。所以妻子的從內容要低的多。只要本人不是太軟弱，往往可以爭取到平等的地位、至少也是女主人。
那你想想看，兩個事實上和制度上都想差不大的男女，幾乎沒有自由戀愛的可能，為了家族的事業被迫結合在一起，而且沒有結束機制，基本上就要跟一個自己沒興趣的人過一輩子，結果是什麽呢？結果就是婚姻承受了不能承受之重。
那如果兩個互相沒興趣的男女，依據家長、君主、長官的意願結合在一起，遵守了社會的制度和風俗、生下了合法繼承人盡到了自己對家族的義務。在公開場合定期一起露面盡到了對社會的義務。
這時候你也是過來人，不好意思要求他們必須在私下也報仇忠誠麽？所以社會倫理對他們私生活裏到底怎麽過、跟誰過其實就沒那麽嚴格，甚至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如果制度本身非常寬松、那麽倫理觀就會變的嚴厲，反之亦然，如果制度本身嚴厲、倫理觀就會變得寬松。因為社會裏的每一個人、不分古今中外，其實都想生活下去、都想更愉快的生活下去，衣食溫飽之余找點小樂子。
比如說在嚴厲的天主教的維也納宮廷，不但不需納妾、連離婚也是禁止的。魯道夫皇太子想擺脫老爹給自己安排的比利時公主同時面對著老爹的父權、老爹的皇權、教會的教權、社會的倫理觀這好幾重困難。於是他給自己的腦袋來了一槍。
這時候當新的皇儲斐迪南大公堅持要跟蘇菲結婚的時候，皇帝也不想讓自己的繼承人接二連三的上西天，所以他試探著問「你就不能讓蘇菲做你的情人？」
反過來說北方新教各邦理論上允許離婚。如果皇帝堅持要離婚、那麽教會是無法阻撓的。所以人們對君主的個人倫理狀況就更在乎。威廉二世皇帝作為皇太孫1859年誕生，但是如果他父親和他爺爺一樣長壽，那他要到1922年才能繼位。所以在做皇太孫期間，這位王子有很長一段放浪形骸的歷史，還有些不能公開的私生子。但是1888年他父親意外的早死之後，他馬上花錢搞定了所有的醜聞，老老實實的去當皇帝了。
這就是天主教與新教制度不同導致的倫理差異。
那從這個角度說法國一直是一個嚴厲的天主教國家，在天主教法國想離婚？有個義大利美食節目裏的笑話說「如果一個妻子做飯公認的難吃，那他老公殺妻都有機會輕判！因為殺妻是那個可憐男人擺脫妻子的唯一辦法。」
而且這個道理不是只對%%無情的男人有效，對女人也是一樣，我記得有個公爵夫人曾經憤怒的說「我要跟我老公決鬥！」因為公爵大人過於放飛自我已經胖到需要在餐桌上專門為他的肚子做一個支撐的地步了。於是瘸子塔列朗說「您這樣做不公平！公爵胖成那個樣子誰都能打中！」
那如果天主教社會有一千多年嚴厲禁止納妾、離婚的傳統，同時婚姻在這個時代的社會裏又是一種財產關系。只有有財產需要保護的人才會去結婚。只有有權有勢的人才會去結婚。那麽大家睜眼一只眼閉一只眼的情況就會更多。
同時法國又是歐洲比較早的建立起絕對君主制的國家。法國國王為了強化自己的權利，把大大小小的貴族都聚集在自己的宮廷裏。然後這都是一幫有權有勢、需要結婚的人，也都是一幫在結婚盡義務之外沒有什麽理由約束自己的人。
於是早在15世紀法國國王就已經開始在擁有一個非常初步的宮廷之余，擁有了人人知名的「國王的情婦」！這種傳統隨著時間的推移變得變本加厲。法蘭索瓦一世曾經躲在情人的壁爐裏被後來的人淋了一身「水」，他還賜給他的情人土地和城堡，然後亨利二世的情人在宮廷裏表現的比王後還要趾高氣揚。
瓦盧瓦王朝這種「風流豪俠」之風，剛好符合波旁王朝的胃口。偉大的亨利四世和他父親安東一樣是個管不住自己下半身的人。整個波旁王朝的國王可能只有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六是老實的，當然前者是假老實、後者可能是真老實本分。
同時波旁王朝時代宮廷達到了自己輝煌的巔峰。路易十四的情人們、私生子們，曾經激起了聖西門公爵的憤怒，但他也只敢私下抱怨、諷刺挖苦。而這距離【茶花女】的時代還有一百多年。
到大革命時期，革命的本意是跟腐朽的貴族劃清界限，但事實上貴族的倫理觀形成的幾個要素，婚姻是財產關系、結婚雙方有權有勢而且實力相近（這導致丈夫不能像鄂圖曼人那樣把妻子鎖在後房裏）、天主教不允許離婚、更不允許納妾，其實一樣都沒有改變！
所以大革命時期的法國在情人問題上沒有絲毫改變，如果說有什麽變化，那就是恐怖時期帶來的「人生如夢幻泡影」的無常感更加深入上層階級的人心。人們不知道自己會不會活到明天，於是就更加拼命的追求快樂！
【茶花女】初版在1848年，小仲馬和那位著名交際花相識是在1842年。這個時代的法國是奧爾良王朝時期。它和復辟王朝有什麽區別呢？
最大的區別是它可能是法國歷史上僅有的一次「資產階級專政」。路易菲利普一世是發自內心的想要當一個立憲君主，他要跟上時代的腳步、弭平革命的創傷。讓法國重振自己的雄風，只不過不是透過戰爭而是透過經濟繁榮和文化藝術。這也是為什麽奧爾良王朝在十九世紀的法國如此受人懷念的原因。基本上除了少數白手起家的暴發戶之外，大部份上層階級都是或多或少的奧爾良派，哪怕奧爾良王朝已經垮台半個世紀了。連普魯斯特都是奧爾良派！
這個時代的法國導致情人文化的基礎一樣不缺，路易菲利普是個道德的國王，但他也懂得包容，對別人的事情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比如他的首相梯也爾和自己的嶽母、小姨子都有一腿這種事他就滿不在乎。他的貴族院議員雨果跟女演員之間純真的愛情，他也裝看不見。只要不鬧出醜聞，這位國王都可以裝看不見。有些事就算鬧的滿城風雨，比如女扮男裝的作家跟他的國民教育部「文化古跡總督察」來了一發，還覺得總督察閣下不太行！他除了哈哈大笑也沒有什麽反應。女作家又跟王朝的好朋友的兒子、王朝力推的詩人搞到一起，他也不在乎。
如果一定要找點什麽不一樣，那就是奧爾良王治下是一個鐵路開始登上歷史舞台的時代，輿論老師發揮作用，所以國王很喜歡他的作家們。同時鐵路也吸引了大規模的投資，帶來爆發性增長的利潤。也引發了投機，導致證券交易所變得像過山車。
這是一個乍富乍貧的時代、傳統的貴族的地位正在被鐵路和工業的增長所抵消。他們當中膽小的不敢去投機，只敢抱著金光閃閃的金幣說「看著這些我心裏暖和！」而膽大的則可能一夜之間把傳承百年、幾百年的財產賠的精光。
另一些人則突然發財，一夜乍富。盡管人人都覺得他們品質敗壞該上絞刑架，但他們卻揮金如土，讓所有人艷羨。
於是在這種榨生乍滅的富貴夢幻裏，1840年代的巴黎成了一個巨大的舞台。
奧爾良王朝開始改造巴黎，道路被拓寬、街邊修起了長凳，因為林蔭道第一次成了一種值得你坐下來看的風景。煤氣燈開始取代煤油燈照亮巴黎，巴黎真正成了名副其實的「光明之城」。當然這些市政工程也讓很多人發家致富。比如加利馬出版社老板加斯東加利馬的爺爺，就是承包煤氣燈工程發了家。讓他兒子、加斯東的老爹一輩子不用去掙一分錢。
恐怖時期讓整整一代巴黎上層階級陷入癲狂。這種癲狂來自政治威脅，但這種政治威脅很快就過去了。1799年第一執政建立了穩定的政府。但奧爾良王朝的癲狂來自證券投機，大漲大跌的財富神話讓一代上層階級陷入持續不斷的癲狂。
同樣是乍生乍滅，1793年有人把你塞上斷頭台，1840年代你卻只能自己跳塞納河。巴爾查克老師對此深有感觸，他補充說「跳下去淹死了，市政府還會給撈屍的一筆賞錢，我活著卻一文不值！」
這種孤獨的冒險、沒有硝煙的戰爭、失敗了只能默默去跳河的絕望，比恐怖時期更令人瘋狂！
於是無論是失敗者的末路狂歡還是勝利者的及時行樂！1840年代的巴黎陷入狂歡，直到第二帝國把這一切制度化！第二帝國要求大家萬事不要過分！應該開明但不能太開明、應該歡樂但不要太歡樂，應該克制自己但也別太為難自己。
但那是後話了！跟【茶花女】沒有關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