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善必有大惡相佐，可以說是善事一定有惡事相輔佐。
大善即大惡，取自於典故—— 一鬥米養恩，百鬥米養仇。
在一個人吃不上飯的時候你給他一鬥米，這是恩，但你因為善良天天給他米，直到某一天你停了下來就是有仇，你讓他斷了糧，這就是大惡，因為是你的善良讓他失去了自主生活的能力。
大惡即是大善，這句也是一個典故，傳說佛家普賢菩薩成佛前，是一個屠夫般的殺手，屠了幾個城的人，後來天空雲彩呈現如來法相，普賢回頭一望，感悟天地，立時盤腿坐在地上，成佛家正果，這就是著名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當他一直在殺人，直到某一天，他放棄了殺人。那便拯救了很多人，很多本來會被他殺的人，這種狀態下，他的善是無法比擬的，因為放下屠刀就是救了眾生。
什麽叫大善之人？什麽叫大惡之人？
大善之人就是平常非常的善良，樂於助人，然後非常的愛做善事，大惡之人就是老是犯錯，然後危害百姓經常幹一些壞事，這就是大惡之人。
大善即大惡，這來自古代的典故，因為你善良天天給窮人飯吃，但是一旦停下來就是有仇了，你讓窮人斷了糧食而餓死，這就是大惡。
其實這就是看問題的角度不同。
劉潤有篇文章講的是我們看同一個問題要有三個角度：分別是法學家、經濟學家、商人。
一個人心中，應該有三種「對錯觀」：1）法學家的對錯觀；
2）經濟學家的對錯觀；
3）商人的對錯觀。
什麽意思？我一個個來講。
— 1 —
法學家的對錯觀
我舉個例子。一個壞人A，誘騙好人B到沒有鎖門的工地C，然後B失足摔死了。
請問，這是誰的錯？
這當然是A的錯，這就是蓄意謀殺。這還有什麽好討論的。
是的。
如果證據確鑿，從法學家眼中看，這就是A的錯。
但是，這種大快人心的對錯觀，不一定能防止類似案件下次發生。
法學家做不到的事情，經濟學家也許能做到。
— 2 —
經濟學家的對錯觀
經濟學家有不同看法。B被壞人A，誘騙到沒有鎖門的工地C摔死了，是C的錯。
啊？為什麽啊？這也太冤了吧？
這是因為，整個社會，為了避免B被A誘騙到工地的成本，比工地C把門鎖上的成本，要高得多。
如果懲罰了工地，雖然工地覺得冤，但是以後工地就都會把門鎖上了。這樣的事情，會大量減少。
所以，經濟學家，是從「社會總成本」的角度，來判斷一件事的對錯在誰。雖然聽上去不合理，但有時比純粹的「道義」更有效果。
— 3 —
商人的對錯觀
但不管是A的錯，還是C的錯，B都死了。
把誰抓起來，B都無法起死回生。
所以，從個體利益最大化的角度，B只能怪自己。
我的錯，我不該蠢到被A欺騙。
只有這樣的認知，才能保護B自己。
一個人走在人行橫道上，一輛卡車呼嘯而來。
所有人都大聲呼喊他讓開。他淡定地說：他不能撞我。
他撞我是違反交規的，他全責。我就不讓。
最後這個行人被撞死了。
這是誰的錯，卡車司機的錯？當然。
但是這樣的認知無法救命。
這個行人要認識到：這是我的錯。
我應該讓開。因為死的是我。
你看法官認為A錯，經濟學家認為C錯，商人認為B錯。
這就是一個人心中的三種對錯觀。
如果你是評論家，你可以選擇法官的立場；
如果你是政策制定者，你應該選擇經濟學家的立場；
但如果將要失足摔死的就是你自己，我建議你選擇商人的立場。
我的錯，我的錯，都是我的錯。
因為，我損失最大。
誰損失大，就是誰的錯。
最後的話
判斷損失發生後應該怪誰，就是看誰因此受損失。
這是很重要的標準。 一件事情發生不好的結果時，責怪，埋怨，後悔都是無用的。
「怪」這件事，是很容易的。
但怪完了，好像這件事解決了，但是並沒有改變你損失的結果。
自己受損害，只能怪自己，也只有自己才能改變故事最終的結果。
靠自己，自強者萬強。
通俗的來講就是，法學家的角度就是誰做惡就誰承擔法律責任，誰觸犯法律誰就要坐牢。
而經濟學家的角度是社會總成本，是打死壞人的成本高，還是抓那幾個失手打死壞人的警察成本高。
如果從商人的角度，就是利益最大化，死去的壞人損失是最大的，因為他失去的是生命，所以他的損失最大，所以他一開始就不應該做惡。
三個角度看問題，有的角度很反直覺，但擁有了這三個角度，我們就能擁有全域觀去理解每個人做事的動機。
大善的人他只是有他的一套做事原則，在他的眼裏生命都是平等，他也是在盡力的維護每一個人的生命，每一份正義，所以大善稱不上大惡。我們稱之為大惡，是從經濟學家的角度看，他這樣做帶來的損失更大。
大善即大惡講的是太過善良就會造成更多的危害，它的下半句是大惡即大善，講的是佛學中的典故，傳學傳說佛家普賢菩薩成佛前是一個無情的殺戮機器，突然有一天他頓悟了，立地盤腿而坐，成為了佛，這就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大惡即大善就是相當於他把他將要殺的那些人放了，那就相當於救了這些人。
這就理解了為什麽經常做壞事的人，突然做一件好事人們會激動不已，而經常做好事的人突然失手做了壞事就會被人唾棄。
世界上上沒有絕對的黑與白，大部份都是中間地帶，這個世界萬物都是趨於平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