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江海戰
馬江又稱馬尾，位於福州東南，是閩江下遊的天然良港。清朝除南北洋海軍以外的第三支海軍——福建海軍和建立近二十年的福建造船廠，均在此港。馬江港是一個河港，四周群山環抱，港闊水深，可泊巨艦。從閩江口至馬江，距離三十余公裏，沿岸形勢險峻，炮台林立，僅馬江附近就有七座炮台，並有部份克虜伯大炮，防禦能力較強。
從1884年7月中旬起，法國軍艦就陸續闖入閩江口，進泊馬江，伺機挑釁，勒索賠款。 當時，負責福建軍事指揮的要員有欽差會辦福建海疆事宜大臣張佩綸、閩浙總督何璟、福建巡撫張兆棟、福建船政大臣何如璋、福州將軍穆圖善等。他們根據清廷「不可釁自我開」的指令，對法艦的侵入非但不敢阻止，反而給孤拔以友好款待；同時，命令各艦不準先行開炮，違者雖勝亦斬。於是，法艦在馬江者日或四五艘，或五六艘，出入無阻。「它們與中國軍艦首尾相接，日夜監視港內福建海軍，不許其移動，前後為時月余。其間，馬江一帶人民紛紛要求先發制敵，呈遞「萬民書」，建議潛水破壞敵艦。他們怒不可遏，堅決表示：「要是官家害怕，不敢抵抗；那抗法的事，我們願承擔下來。」但是，人民請纓殺敵的正義要求，卻遭到了張佩綸等人的阻撓，直至爾後局勢非常緊張時，部份民眾武裝才被允許參戰。
8月17日，清政府見和談無望，不得不撤回上海談判代表，令沿海沿江各省極力籌防，嚴行戒備。但對馬江方面，僅指示「法艦在內者應設法阻其出口，其未進口者不準再入」，並未解除不得主動出擊的禁令。當時，馬江一帶水陸防軍的兵力已有所加強：海軍艦只十一艘，江防陸軍逐次增加到二十余營，還有大量自動參加戰備的民眾武裝。清軍的部署是：以十一營兵力扼守馬江和船廠一帶江岸；十一營守長門、琯頭等炮台，又以民壯近二千人協守閩安至琯頭沿江兩岸；十一艘艦只與法艦相持於馬江江面，另以舊式戰船及漁船各二十余艘分泊於羅星塔兩側。張佩綸、何如璋負責指揮馬江一帶水陸各軍，穆圖善駐長門，何璟、張兆棟駐福州。由於清廷和戰不定，前敵將領昏聵無能，水陸各軍缺乏統一指揮和協同作戰的周密計劃，加之裝備不良，彈藥不足，因此，總的兵力雖然較法方優勢，而戰鬥力卻很弱。
8月22日，即法國駐北京代辦謝滿祿下旗離京的次日，法國政府電令孤拔消滅中國福建海軍。孤拔立即進行彈頭署，決定於次日下午趁退潮船身轉移方向的時候開戰。當時，泊於馬江的法國艦隊有軍艦八艘，共計一萬四千五百余噸，另有魚雷艇兩艘，還有兩艘軍艦在金牌、琯頭一帶江面，阻止清軍塞江封口，保障後路安全。參戰法艦共有重炮七十七門，還有不少射速為每分鐘六十發的哈齊開斯機關炮，兵員約一千八百人。福建海軍的十一艘軍艦（其中九艘為木質）共計只有六千五百噸，炮四十五門（大口徑炮很少），兵員約一千一百人。從噸位、防護能力、重炮數量、兵員素質等方面比較，法國艦隊顯然占有優勢。另一方面，孤拔「只在退潮時方攻擊」的決定，對法艦非常有利。這是因為，當時用船首系泊，船身隨潮水漲落而改變方向（漲潮時，船頭指向下遊，落潮時船頭指向上遊），孤拔選擇落潮時開戰，可使大部份中國軍艦位於法艦之前方，從而暴露於敵人主要炮火之下，無法進行有力的回擊
8月23日上午8時，法國駐福州副領事向何璟投遞最後通牒，限福建海軍於當日下午撤出馬尾，否則開戰。何如璋得知後，竟然對福建海軍將士封鎖訊息，並企圖要求法方把開戰日期改在8月24日；遭到拒絕後，才匆忙下令進行臨戰準備。
當日13時56分，孤拔趁落潮的有利時機，指揮法艦突然發起攻擊。福建海軍艦只未及起錨，就被敵艦第一排炮彈擊沈兩艘（「琛航」號和「永保」號），重創多艘。在十分不利的情況下，福建海軍下層官兵英勇還擊。旗艦「揚武」號（福建海軍唯一的一艘輕巡洋艦）用尾炮準確地還擊在它下遊的法國侵略軍旗艦「窩爾達」號，先發命中艦橋，擊斃其引水和五名海員，孤拔僅以身免。正在這時，敵 46號魚雷艇向前猛撲，發射魚雷，擊沈了「揚武」號旗艦，但該艇也被清軍岸炮擊中，鍋爐爆炸。「揚武」號沈沒時，管帶（艦長）兼艦隊指揮張成擅離職守，泅水（一說乘小舟）逃跑。炮艇「福星」號離敵艦最近，在開戰時就受了重傷，但它立即斷錨轉向，沖入敵陣，瞄準敵旗艦猛烈射擊，連續命中。後遭敵艦三面圍攻，火藥庫中彈爆炸，全艇官兵壯烈犧牲。受傷的「福勝」、「建勝」兩炮艇也奮力抵抗，直至沈沒。在羅星塔下遊，炮艇「振威」號被剛從閩江口外趕來的一艘法國裝甲巡洋艦「凱旋」號擊穿，首尾均已著火，船身失去控制，隨波漂向下遊。但艇上官兵仍英勇奮戰，直到最後被敵魚雷擊中沈沒前的一剎那，還發射了最後一顆炮彈，重傷一敵艦艦長和兩名士兵。江面戰鬥僅進行了約半小時，福建海軍十一艘艦艇全部被法艦擊沈，海軍將士傷亡七百余人，還損失了數十艘商船。法軍僅死傷三十余人，有兩艘魚雷艇受重傷，其余為輕傷。
8月24日上午，法軍部份炮艇乘漲潮上駛到福建造船廠附近，用榴彈轟擊船廠，「對凡力所能及的東西，均予摧毀」。與此同時，法艦繼續對馬江附近的帆船、舢板進行淪陷性的破壞。8月25日，法海軍陸戰隊一部在羅星塔登陸，奪去三門克虜伯大炮。此後幾天，法艦駛向下遊，逐次轟擊閩江兩岸炮台。由於炮台對準下遊，不能掉轉炮口回擊從後方攻擊的敵艦，因而全部被毀。這樣，法艦得以魚貫而出，退至馬祖澳（今定海灣）。
馬江戰後，清廷撤銷了張佩綸、張兆棟、何璟、何如璋等人在福建的任職，以左宗棠為欽差大臣督辦福建軍務，以福州將軍穆圖善和漕運總督楊昌浚（改任閩浙總督）為幫辦大臣，閩中防務逐漸恢復
1885年1月底，法軍第一、第二旅主力七千余人，在船頭一帶集結完畢，準備轉守為攻，向廣西邊境大舉進軍。法軍揚言分兩路前進：一路攻谷松，一路攻車裏。實則全軍指向谷松，並力進攻中路。潘鼎新企圖阻止法軍進攻，命中路清軍（包括新配屬的董履高部五營）前出到竹山附近高地設防。2 月 4 日，法軍集中炮火轟擊竹山清軍營壘，隨即展開猛攻。守軍頑強抵禦，但因倉卒移防，工事不堅，傷亡甚眾，被迫後撤。次日，法軍再次發起攻擊，守軍不支，退守谷松。2 月 6 日，法軍在炮火掩護下猛攻谷松，清軍被迫撤至諒山南面三十五裏處的委坡一帶。
中路清軍潰敗，諒山垂危。「東西兩軍相去遠，聞調赴援，一日之間號令屢改。」潘鼎新時而令王德榜、楊玉科等部回援諒山，時而令其仍紮原處，時而令其夜襲法軍後路，最後又令其飛援諒山，但為時已晚，無濟於事了。就在2月12日，法軍攻占委坡，潘鼎新於當夜逃離諒山入關，蘇元春隨之率部退入關內。2月13日，法軍未經戰鬥，即占領了戰略要地諒山。至此，法軍在東線達到了預期的作戰目的，波裏也隨即於2月17日率領第一旅（約三千人）離開諒山，以便經河內趕赴西線，解救被圍於宣光的法軍。
諒山棄守後，馮子材毅然以守關自任，親率一營從龍州趕到鎮南關，和王孝祺部一起攔截潰散兵丁，並急調協守東路的馮軍八個營回守鎮南關。可是，潘鼎新竟「告以守關無須該軍，令仍顧東路」。2 月 19 日，西路楊玉科部自觀音橋、屯梅繞道撤至文淵（今同登）。楊玉科以主力防守文淵兩側高地，自率一部駐鎮南關。2月23日，奈格裏指揮法軍第二旅進攻文淵，守軍浴血奮戰，節節抵抗。楊玉科親臨前線指揮戰鬥，阻止了敵人的前進。但由於清軍發射的炮彈多未爆炸，未能予敵以大量殺傷。午後，楊玉科中炮犧牲，守軍隨即潰散，退入關內。法軍乘勢侵占鎮南關，前鋒一度侵入中國境內近十公裏的幕府附近。由於兵力不足，補給困難，加之不時受到當地群眾武裝的襲擾，法軍於2月25日炸毀鎮南關城墻及其附近工事，退回文淵、諒山。
根據波裏也離開諒山前的指令，法軍在鎮南關廢墟上立一木牌，上書「……廣西的門戶已不再存在了」。但是，當地軍民在同一地方寫著：「我們將用法國人的頭顱重建我們的門戶！」以此作為對侵略者的回答。馮子材聞鎮南關失守，立即疾馳二百余裏，由東路統兵回援；王德榜也率部趕回，駐於鎮南關東面三十裏的油隘一帶。
潘鼎新則畏敵如虎，在文淵戰鬥之前，即由鎮南關繼續後逃至幕府。2月23日，正當文淵前線激戰之際，他又經憑祥、海村連夜逃到關內一百余裏的龍州，由於遭到當地各階層人民的憤怒斥責，「始乘船由水路返海村，日駐岸，夜駐船」。事後，他竟謊報自己在文淵戰鬥中「督親兵助戰，槍炮聲震山谷，逆黨（法軍）紛紛倒地」，並詭稱由他指揮各軍「收復」了鎮南關等等，以推卸東線反攻失利的責任。
西北地方回漢之間由於「習尚絕殊，往往齟齬相仇殺，視為固然者久矣。」但地方政府處處偏袒漢人，「凡爭論鬥毆，無論曲直，皆抑壓回民。漢人復持眾欺淩，不知回性桀驁，億萬同心，日積月長，仇恨滋深。」左宗棠亦指出，「陜回之禍由於漢回構怨已久，起釁之故實由漢民。」關中地區的西安、同州、乾州等府州是陜西回、漢人口最為集中的地區，同時也是回、漢矛盾最為激化的地區。
同治元年（１８６２年）４月，渭南縣回漢之間因故紛爭再起。大荔及華州等處回民群起響應。不過數日，渭南縣的「沙南、渭北諸屯堡焚殺無遺」，回軍攻占渭南縣城，圍攻同州府城，接著又連陷高陵、華州、華陰，包圍省城西安。其它州府回民亦聞風而起，並聯合甘肅回民，圍攻各路清軍。同年勝保、多隆阿相繼領兵入陜鎮壓，至１８６４年底，鳳翔以東至西安縱橫數百裏範圍內，回民村堡盡被蕩平，陜西回民大部被多隆阿驅趕入隴。１８６６年底，撚軍入陜，渭河兩岸戰爭再起。撚回合兵，奔馳渭河南北，往來扶鄠之間，勢力遍及鳳翔、西安、同州三府。直到１８６７年底撚軍出陜後，回軍才相繼撤回隴東，關輔地區戰事自此基本結束。陜南地區戰事亦比較頻繁。１８６２初太平軍及川軍進入陜西，隨即占據漢中、興安兩府。此後至１８６４年，太平軍自動撤退、川軍敗走興安，兩三年的時間內陜南戰事不斷。陜北地區戰爭持續時間比較短，初期主要是土匪活動。１８６７年，撚軍進入陜北，旋即在清軍的圍攻下，由壺口渡河入晉。此後，撤入甘肅的回軍雖數次反攻入陜，但僅限於秦、隴交界地帶的鳳翔、鄜州及延安數府，對內地影響較小
從１８６２年初太平軍入陜至１８６７年底撚軍自壺口渡河，這場戰爭前後共持續了將近６年，期間，陜西全省無一處不受到戰爭的摧殘。由於回漢之間的民族仇殺貫穿戰爭的始終，因此，戰爭中人口的損失尤為驚人。回族巨堡羌白鎮被攻破時，「堡中老弱婦女哭聲震天，盡屠殺無遺」。而「長安縣屬之六村堡，著名富足，居民萬余，避難之民附之，又添數千余口，墻厚壕深，可資守禦。……被賊攻破，堡中盡被屠戮殆盡」。戰爭中人口損失的中心區、過渡區以及邊緣區與戰爭的中心區、過渡區、邊緣區基本是一致的。據此，我們可以對戰爭期間陜西人口損失的區域進行如下的劃分
人口損失的中心區：包括西安府、同州兩府。這兩個府都處於關中涇、洛、渭河流域的中下遊，是全省經濟最發達的地區。兩地戰前都是回、漢人口分布最集中的地區，同時也是回、漢矛盾最為尖銳的地區。這兩個府既是戰爭的發起區，也是戰爭的進行區，前後共經歷過數次戰爭的蹂躪。回民起義，太平軍、川軍、撚軍入陜，清軍的數次圍剿以及董誌原回軍多次反攻等，幾乎每一次重要的戰役都涉及這一地區，戰爭的持續時間與整個陜西戰事相始終，從１８６２年初回民戰爭開始一直持續到１８６７年底撚軍出陜，時間長達近６年。因此，這兩個府是回漢兩軍反復爭奪的焦點地區，遭受戰爭的蹂躪最為慘烈，人口的損失也最為嚴重。
人口損失的過渡區：鳳翔、漢中、興安三府以及商、乾、邠三直隸州。這六個州府有的是大兵數次過境，如商、乾、邠三州直隸州；有的則是義軍長久占據，如漢中府、興安府；有的則是兩軍反復爭奪的焦點，如鳳翔兩府。期間既有清軍與回軍之間的戰爭，也有清軍與太平軍及川軍之間的戰爭，故戰爭亦相當頻繁，但戰爭持續的時間相對於關中地區要短，大都在３年左右，戰爭的強度也較弱。因此，其人口的損失較西安、同州兩府及乾州直隸州為輕
人口損失的邊緣區：除上述八個府州以外的其它地區，包括鄜州、延安、綏德及榆林等二府兩州。這些地區多是大兵過境，並無長期停留，亦無激烈的戰爭發生。因此，相對來講，受戰爭的影響要小得多，在全陜之中人口的損失最輕，見圖４ ５。
光緒三年（１８７７年），還沒有從戰爭廢墟中完全恢復的陜西省，又遭到了「光緒大旱災」的沈重打擊。陜西災荒發生時，河南、山西等早先受災省份的災民已大批湧入關中。當時晉豫災民在陜者幾乎無縣無之，單在西安省城即有八千余人。而陜西省戰後「民間元氣未復，各屬地丁錢糧，征解仍未敷額，每年收儲銀兩，又因籌撥邊防各軍口糧及旗、綠各營官兵俸餉，文職廉費，並雜支、制造、賑撫，各款搜刮一空，現在庫儲萬分短絀」以上種種因素都加劇了旱災對陜西打擊的程度。是年秋，陜西災民亦開始外逃求生。渭北各縣災民，「扶老攜幼，百十成群，紛向渭南各州縣轉徙流離」，而渭南的饑民則南下四川或東出潼關逃生。史載陜人「逃入川境求食者，絡繹於途」。至「光緒三、四年之交，逃出潼關的流民為數達二十萬」。而那些沒能逃出的災民，時時都面臨死神的威脅。涇、洛一帶，許多老弱婦女無力逃荒，只得投水自殺，以至「洛河漂流死屍，聯絡不絕」。更多的災民則是成群結隊地去哄搶糧食，勒食大戶。有些州縣，如蒲城、韓城等地甚至出現了災民襲擊官府，殺死官吏的事件
這次旱災幾乎遍及陜西全省，根據光緒三年九月二十九日（１８７７年１１月４日）上諭記載，１８７７年底陜西被災地區共有：蒲城、朝邑、韓城、郃陽、白水、澄城、涇陽、三原、高陵等４９個廳州縣。十二月初七（１８７８年１月９日）上諭又稱有鹹寧、長安、孝義等３７個廳州縣被災。總而計之，全陜僅鄠縣、郿縣、麟遊等數縣未受災。閻敬銘奏稱「臣奉命查賑，山西及陜西之同州，尤為極重極慘。」時人饒應祺亦言「陜西大饑，同州尤甚」。清廷雖「發內帑糴沿江粟以賑之，猶不能全濟」。西安府酆泉縣「餓死者山積，治城東門外掘兩坑埋之，俗稱萬人坑。始猶以席卷之，繼一席卷兩人，終至無席。城隍廟、保安寺兩處，稚兒耆者，填井為滿」。同州府蒲城縣，至１８７８年夏，「餓死者三分之二」。由於死亡人數過多，許多屍體大都來不及掩埋，即使勉強埋入者，也因為「泥土甚松，入土不深，仍為犬殘者不少。尤慘者，垂死饑民，隨風吹倒，氣息未絕，亦被犬噬」。加之災後「疫氣流行，饑饉余生，觸疫即死，以致死骸遍野，無人掩埋」。「小民非死於饑餓，即死於疾病」。西安府高陵縣「自（１８７７年）三月後，一年無雨，冬無宿麥，春、夏赤地千裏……疫斃男婦三千余人」。有些地方甚至出現了人相食的悲慘局面，「餓死者既死，家人掩埋不敢痛哭，否則饑民齊來，競相殘食」。
綜上所述，這次災荒的中心區域主要在郿縣以東，潼關以西，涇、洛、渭諸河流域下遊的平原地帶，尤其是關中地區的西安、同州兩府被災最重。災時一些比較極端的現象，如襲擊官府、戕殺官吏乃至人相食等都出現在這一地區。災時人口損失的中心區域與戰時人口損失的中心區域基本上是一致的。由於受災範圍太廣，受災強弱亦很難區分。因此，本書把西安、同州兩府以外的陜西其他地區全部劃分為災荒的邊緣區域，這個區域大致相當於戰爭的過渡區及邊緣區
同治戰前陜西人口統計
嘉慶朝非常重視戶口的編審，對冊報過程中的違規情況處罰相當嚴厲。如嘉慶朝著名的江蘇淮安府山陽知縣侵吞賑銀案，即緣起於虛報戶口以冒領賑銀，案發後，縣令、知府處斬，兩江總督以下多位要員遭到革職。在這種情形下，我們有理由相信，為重修【一統誌】進行的戶口編審，應當在全國大部份地區得到了有效的執行。盡管【一統誌】所載嘉慶二十五年（１８２０年）戶口數在個別省份仍有缺漏、訛誤，但就總體而言，大部份省份人口數據的品質還是比較高的。 【一統誌】載１８２０年陜西分府人口數據匯總結果約為１１９７．６萬，曹樹基修正後的１８２０年陜西人口數是１２１３萬，增加了１５．４萬，僅占【一統誌】匯總人數的１．２％，完全在可接受的範圍之內，故我們把１８２０年陜西人口數定為１２００萬。
由於戰爭開始於同治元年（１８６２年），因此，我們把鹹豐十一年（１８６１年）陜西人口數作為整個問題展開研究的基數。查【戶部清冊】所載１８６１年陜西人口數是１２０１萬。【戶部清冊】載１７７６年陜西人口總數為８１９萬。假如我們以１８２０年人口數為基點，將其前後的人口年平均增長率加以對比的話，很容易就會發現【戶部清冊】所載人口數據的誤差是很驚人的。從１７７６年至１８２０年的４４年間，全省人口的年平均增長率是８．６８‰。而從１８２０年至１８６１年的４１年間，全省人口的年平均增長率僅為０．０７‰，由此來看，１８６１年人口數明顯的偏低了。因此，我們不能把【戶部淸冊】記載的１８６１年陜西人口數作為實際的人口數直接利用。曹樹基對清代中期全國人口的考證卓有成效，其研究結果表明，從乾隆四十一年（１７７６年）至嘉慶二十五年（１８２０年），陜西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約為９．６%。扣除移民因素的影響，實際的人口年平均增長率大約在３‰—４‰之間。 假設１８２０年至１８６１年間的人口年平均增長率在３．４‰，以嘉慶二十五年陜西分府人口數據作為基數進行推算，那麽，１８６１年陜西省的人口總數大約有１４００萬左右
戰爭期間人口損失估算。
晚清陜西各方誌中，大都記載有本地區一個或多個時點上的戶口數據，但是具體到戰後災前這一時段內，相關的人口數據卻很少，目前我們可以找到的僅有富平、高陵及三原等１１種方誌，見表４ ４。
盡管樣本數比較少，但其空間分布卻相對較分散，人口損失的中心區、過渡區及邊緣區都有數據。另外，樣本數據的品質也比較高，從以上１１種方誌來看，其所載各州縣人口數大都來源於戰後的撫恤冊或是救濟冊，出於救濟難民或是撫恤戰爭死難者家屬等需要，戰後不少州縣都對本地區的戶口進行過調查、統計。由於戰後幸存人口的多少直接關系到賑災錢糧的多寡、賦稅減免的額度以及拋荒土地的重新劃分等一系列比較實際的問題，所以，這一時期的人口調查大都認真進行過，人口統計的指標也比較豐富，從不少上報的人口數據中可以看出這一點。如藍田縣詳細記載有縣城、４鄉共５個區域內土著煙戶、客民、商民戶數、口數及雇工、僧人、道士口數，戶均人口等指標非常正常。
三原縣詳細記載戰時被殺、疾故、逃亡未歸人口數以及戰後、災後幸存人口數。富平縣分別載有戰後、災後兩個時段土著、客民、商民等三類居民的戶數口數。所有這些特點在戰前的人口數據中是很少見的
興平、藍田、富平、三原、高陵、涇陽等６個縣同屬西安府，都處於關中平原腹地的涇、渭兩岸。這６縣與西安、同州兩府的其它縣一樣，戰前是回漢人口分布最集中、最稠密的地區，戰時都處於戰爭的中心區域，同樣也都是人口損失的中心區域。以上６縣中，涇陽縣數據比較異常，人口損失率高達７５％。究其原因，主要是戰時客民逃亡造成的。戰前涇陽是陜西皮毛及茶業交易中心，境內「百貨雲集，商賈絡繹，藉涇水以熟皮張，故皮行甲於他邑。每年二三月起至八九月止，皮工齊聚其間者不下萬人。而官茶進關運至茶店，另行檢做轉運西行，檢茶之人，亦萬有余人。各行店背廂負貨閑人亦多至數千。」據縣誌記載，戰前涇陽外來商民６０００多戶，人數高達３２５００人，占總人口的２０％左右。這部份商人大都具有較好的經濟基礎，因此規避戰爭傷害的能力高於普通居民，戰爭初期大都逃亡他鄉或返回原籍，這是造成涇陽縣戰爭人口損失率偏高的一個重要原因。
統計以上６縣，戰時人口平均損失比例超過五成，去除涇陽縣這個極端樣本後的人口平均損失的比例仍然遠超過四成。高陵、三原、興平３個縣的人口數據都是１８６５年或之前的，由於戰爭直到１８６８年初才真正結束，因此這３個縣實際的人口損失率要高於統計數據。而其它３個縣都是戰爭結束四五年以後的人口數據，這其中應當包括了人口的自然增長部份和因移民入遷導致的人口機械增長部份，因此實際的人口損失率同樣要高於統計數據。考慮到上述方面的影響，以藍田、涇陽、富平６個縣為代表的整個戰爭中心區的人口損失比例估計在五成左右。１８６１年西安、同州兩府人口總數約５４０余萬，如以五成的人口損失比例計算，戰時人口損失的絕對數量大約有２７０萬左右
岐山、千陽及定遠三個廳縣分屬鳳翔、漢中兩府，地處於戰爭中心區與邊緣區之間的過渡地帶，同樣也都是人口損失的過渡區域，人口的平均損失的比例超過三成，定遠廳與岐山縣人口均為戰爭結束四五年後的數據，其中包含一定數量的移民人口，因此實際的人口損失率應該高於統計的人口損失率。就整個過渡區來講，其人口平均損失比例估計在三成到三成五左右。１８６１年處於戰爭過渡區的漢中、鳳翔、興安三府及商、乾、邠三州人口總數為６５０余萬，如以三成到三成五損失比例計算，整個戰爭過渡區人口損失總數當超過２００萬。綏德、三水兩州縣分屬綏德直隸州、邠州，兩地處於戰爭的邊緣地帶，戰時人口損失比例大都在二成左右，以平均人口損失比例計算，整個戰爭邊緣地區的人口損失總數大約為３５萬左右。
總計以上各數，陜省戰時損失人口總數超過５００萬口，這一人口數大約占到戰前總人口的三成到四成
清代陜西人口峰值出現在鹹豐十一年（１８６１年），即回民戰爭爆發的前一年，其峰值人口數大約在１４００萬左右。從同治元年（１８６２）到光緒五年（１８７９）的１７年間，陜西全省戰亂未定，災荒繼起，期間生靈塗炭，人民流離失所，社會經濟遭受了極大的破壞，而人口的損失尤為慘重。綜觀陜西戰亂災荒的１７年，其人口損失有以下幾個特點：其一，人口損失數量驚人。短短的１７年內，全省人口數量從１４００萬口銳減至８００萬口左右，人口損失總數高達６００余萬，大約占戰前人口總數的四成到五成。
其二，戰爭期間損失的人口數量遠高於災荒期間損失的人口數量。天災令人恐怖，人禍更為可怕，１７年中，因戰爭原因造成的人口損失約有５００余萬，在全部損失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超過八成，而災荒期間損失的人口不過１００余萬，占全部損失人口的比例尚不足兩成。
其三，同治光緒年間，導致陜西人口損失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種：戰死、餓斃、病死及逃亡。其中前兩種原因造成的人口損失數量最大。戰後或是災後因為屍體腐爛、水源汙染等原因，導致各地瘟疫流行。死於瘟疫的人口在全部損失的人口中占有一定的比例。人口外逃在戰時及災時都有發生，戰時難民主要逃往人口稀少的甘肅、青海、新疆及內蒙古等西北地方，災時難民則主要逃往糧食富足的四川、湖北等東南地區。
其四，戰爭期間人口的損失主要表現為絕對數量的減少，即死亡；而災荒期間人口的損失則主要表現為相對數量的減少，即人口的遷移。由於這次戰爭的起因主要是回漢矛盾，戰爭主要表現為回漢之間的民族仇殺，因此，戰爭大都表現為失去理智的相互殺戮，難民主動外逃的記載並不多見。相反災荒發生後，渭北饑民就「扶老攜幼，百十成群，紛向渭南各州縣轉徙流離」，而渭南各地饑民則東出潼關或南下四川覓食求生。從災後部份廳、縣的人口數據中也可以看出這一點，如千陽縣１８６８年有５．７萬余口，１８７８年有７．１萬余口，經過災荒的打擊，人口不但沒有下降反而上升了；而同時期保安縣人口由戰前的６．３萬余口銳減至０．３萬人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