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之所以命名為「慶余年」，顯然包含了作者復雜的寫作意圖在裏面「慶幸多出來的人生，在慶國度過余年，慶帝的國度進入到了末期……還有一個意思，領導在大慶，我想去大慶，共度余生」。該說法蘊含了多個維度，既有屬於重癥肌無力者範慎穿越到另一時空成為自由行動者範閑而能再活一次的慶幸，有從復仇者視域中之於大反派慶帝統治終將結束的幸災樂禍，居然還疊加了寫作者自身對於家庭團聚的真實渴望。
顯然，小說的命名故意模糊了現實與虛構的界限，對小說的元敘事進行了解構，具有明顯的後現代調侃色彩，但也很直接地流露出了作者希冀透過話語的包容性，將多個世界整合在一起的努力。不僅如此，「慶余年」其實還是對「紅樓夢」這一傳統文化資源挪用的結果。小說正文多次參照【紅樓夢曲•留余慶】「：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留余慶，留余慶，忽遇恩人；幸娘親，幸娘親，積得陰功。勸人生，濟困扶窮。」這首頗具因果報應色彩的曲子出自【紅樓夢】第五回「遊幻境指迷十二釵飲仙醪曲演紅樓夢」，意指因王熙鳳曾接濟過劉姥姥，因而其女巧姐獲得了好報。
【慶余年】將此曲作為小說的主題意蘊所在，不只是表達了對【紅樓夢】這樣的偉大小說的致敬，而且還暗示了主人公範閑的曲折經歷與巧姐相仿，表明玄幻世界的規則仍是「有因必有果」傳統文化邏輯的一種接續。更值得註意的是，貓膩還曾經在2008年汶川地震後慨嘆「映秀十年事，生者慶余年」，盡管其中嵌入了其兩部小說名，但借由對「映秀」這一地震重災區的強調所凸顯出來的「生者慶余年」意識，顯然不只是指向了某個個體劫後余生的慶幸感，而更是以「08一代」為主體的80後作為「歷史存在感缺席」的「懸浮的一代」重新建構自身與時代關聯的一種呈現——盡管這種建構仍然以去宏大敘事的姿態出現。
由此，透過上述繁復語意的植入，「慶余年」這一卑微又悲憫的命名，在一定程度上觀照到了文本、文化、社會等多個層面，以「慶幸」為核心，試圖探索某種可以穿越現實/虛構、線上/線下、個人/歷史的關於生存意義的共識。
正是在這樣的「慶余生」意識下，才能理解小說主人公範閑的所作所為其打動人心的歸結點所在。作為擁有「安之」（主人公的字）與「犯嫌」（名字諧音）這兩個看似悖反名字的主人公，穿越者範閑的人生頗為糾結。在小說的大部份篇幅中，與體制相妥協的甚至嫻熟利用體制力量的「安之」部份很是璀璨奪目：誕生於皇權的血腥陰謀中，範閑這個私生子一開始就是一個被放逐到邊地的無父無母的孤兒，他早熟、敏感，充滿了不安全感，因此一歲就開始修煉內功，四歲開始學習用毒殺人，六歲開始習武「：蹲馬步蹲到無法蹲馬桶，切菜切到手抽筋，跑步跑到睡不醒」，十六歲入京，開書局，娶郡主，平北齊，治江南，文能憑借剽竊而來的【紅樓夢】以及唐詩宋詞獨步天下，武能借助各大宗師的幫助直抵九品上的驚人境界，直至被封為國公爺，左手執掌可以控制天下的暗勢力監察院，右手擁有決定天下經濟命脈的皇家內庫，甚至還有一支穿越而來可以消滅一切冷兵器時代肉身的重狙……由此，範閑因為擁有包括皇帝在內的各種強大勢力的支持，其人生一路開掛，獲得了空前成功，甚至到了不需要跪世間任何人的地步。
從表面上看，範閑的成功令人艷羨，具有多重解釋的空間：既是屈辱的私生子在嫡庶分明的封建倫理秩序中自我正名的合法性建構故事，也是外鄉青年經過奮鬥在繁華之地的京都站穩腳跟的空間遷徙寓言，還是籍籍無名的小人物透過殘酷競爭終於晉升為大修行者的類職場勵誌傳奇……如果只是停留在上述脈絡中，那麽範閑的故事大概只是一個借助各種匪夷所思的玄幻力量、依據優勝劣汰的叢林法則所實作的個人成功夢，並沒有超出以「打怪升級」為主要手段的網路玄幻小說普遍采取的邏輯範疇；而且，範閑作為打怪者，盡管本身足夠勤奮努力，但說到底，決定其成功的關鍵性因素還是因為他本身就是幾乎可以掌控天下資源的身份，所謂「手中有權，萬事無憂」，這常常給人贏者通吃、勝之不武的感覺，在他大肆刺殺同樣優秀卻毫無背景的對手賀宗緯大學士一派卻有恃無恐時，這一點表現得尤為突出「：你肯定不服，不服我怎麽有個好父親、好母親……然而天命所在，你有什麽好不服的？」其對與生俱來的權力的迷戀可見一斑。網友「巡山大王小鉆風」因此嘲諷道「：無論我做什麽都有理，你也無法把我怎麽樣，因為我老丈人是宰相；無論我做什麽都有理，你也無法把我怎麽樣，因為我便宜老爹是皇上發小；無論我做什麽都有理，你也無法把我怎麽樣，因為我是皇上的私生子；無論我做什麽都有理，你也無法把我怎麽樣，因為我是葉輕眉的兒子；無論我做什麽都有理，你也無法把我怎麽樣，因為我是檢察院提司大人；無論我做什麽都有理，你也無法把我怎麽樣，因為我有大宗師24h護法。」由此，作為「安之」的範閑的奮鬥並不能納入從父母/體制的蔭護中自覺掙脫出來的青年成長故事範疇，恰恰相反，他甚至相當心安理得地利用這種蔭護的時候，範閑的成功其實已經蛻化為在所謂的成長幌子下再次強化的階層固化和復制的「逆成長」濫調。
然而，【慶余年】有意思的地方在於，在作為「安之」的範閑之外，它還刻畫了與之矛盾的作為體制挑戰者範閑「犯嫌」的一面。盡管範閑有著對於皇權主導的世界的深深恐懼，「這個世道，看似太平，但如果你不夠狠，終究還是自己吃虧」，也因此信奉「寧肯自己去害死別人，也不要被人害死自己」的利己主義人生哲學，但是，作為來自於另一個世界的穿越者，範閑仍然保留著某些基本價值判斷，比如對自由自在的人生的向往：「既然是掄圓了活，就得活得瀟灑一些……當俺們回首往事的時候，別老覺得自己臉上寫著憋屈兩字」；比如「替自己在意的親人友人保留後路」的為人處世的基本底線；再比如對於皇權視天下人為奴的思想的警醒和批判……也因此，在替代性父親陳萍萍以生命為代價逼其必須改變騎墻居中的曖昧立場時，他會被設計為血性爆發，站到了作為生身父親的無情無義的皇帝對立面並與之單挑決鬥。從邏輯上看，這些價值碎片累積似乎並不能夠與酣暢淋漓的權力遊戲相提並論，也並不見得能夠構成一種與之相對抗的力量，但借由這一看似並不令人信服的選擇，小說顯然寄托了一種美好期望——希冀透過正大光明的「弒父」來實作子一代的真正成長，在很大程度上意味著對現世富貴安穩人生的「安之」生涯的偏離，也表達了對以一統天下為目標而可以不擇手段的帝王心術的厭惡與否定。就這一選擇而言，大概正是其他玄幻小說所不註重而體現貓膩文青氣質的主要證據。即便如此，只是當道義之爭蛻變為了無涉公道的「私怨」對壘、權位之鬥居然可以天真地置換成父子之間一對一的「公平之戰」、親情友情甚至可以完全淩駕於國家興衰成敗考慮之上的時候，仍然局限在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框架內，範閑的挑戰到底能起到多大的作用，顯然是經不起深究的。
無論如何，當「安之」與「犯嫌」合二為一的時候，貓膩內心的矛盾糾結還是昭然若揭——很大程度上，在範閑身上，對權力的爭奪與對情義的守護彼此混合，貴族身份認同與現代個人意識互相交織，其人生價值取向可謂光怪陸離、遊移不定。這固然是因為穿越所導致的不同空間/人生簡單對接的結果，但如果與「慶余年」的題名聯系在一起看的話，卻也可以說，範閑含混的生存狀態其實是為了有「余年」可以「慶」所必然出現的以工具理性處理人生的結果，「我不是這種以大義為人生準則的人，我也不是一個道德至上的聖人，我的根骨裏，依然只是一個除了愛自己，尊重自己之外什麽都不是的人」。貓膩更是這樣來總結範閑的特點：「貪生怕死，好逸惡勞，喜享受，有受教育之後形成的道德觀，執行起來卻很俗辣，莫衷一是，模棱兩可，好虛榮，慣會裝，好美色，卻又放不下身段……他最值得欣賞的優點，大概便是勤奮，與努力生存，謀求更好生活的精神。」範閑價值追求的雜糅性，與其說是人物性格邏輯的必然演繹，還不如說是體現了作者的站位，一種從底層屌絲的自我設定出發對權力又恨又愛導致自我分裂的敘事倫理的投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