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曾廣泛分布於中國廣袤土地上的野生動物，野豬的數量曾極為可觀，它們不僅是自然生態系中的重要一環，也深深嵌入了中國部份地區的文化記憶之中。在過往經濟相對不發達的時期，「因地制宜，自給自足」的生活方式盛行，居住在山林附近的居民，偶爾會依據傳統習俗與自然法則，進行適度的野豬狩獵，以豐富餐桌或換取家用。
然而，隨著時代的變遷與多種因素的疊加影響，如棲息地喪失、非法獵殺及疾病傳播等，野豬族群數量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銳減，一度成為珍稀難覓的野生動物。
近幾十年來，得益於中國生態環境保護力度的不斷加大，以及動物保護法律法規的日益完善，生態環境逐步向好，為野生動物的繁衍生息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條件。在此背景下，野豬族群得到了有效恢復，其數量呈現出快速增長的趨勢，再次成為公眾視野中的常客。
從偏遠的鄉村到繁華的都市邊緣，野豬的身影頻繁出現，甚至在一些大城市如南京，野豬的「不期而遇」成為了社交媒體上的熱門話題，賦予了這些城市別樣的生態標簽——「野豬之城」。
據權威機構基於科學調研的估算，目前中國野豬總數已突破200萬大關，部份區域甚至出現了族群密度過高、接近泛濫的現象。這一現象雖彰顯了生態保護的成效，但也提出了新的管理挑戰，如何平衡野生動物保護與人類生產生活安全，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
因此，探索科學合理的野豬族群調控策略，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新模式，成為了當前及未來一段時間內的重要課題。
野豬數量在近幾十年間的迅速增長，其背後蘊含著復雜而深刻的生態與生物學機制，可歸結為兩大核心驅動力。首要因素在於生態環境的顯著改善與恢復，這為野豬提供了更加廣闊的生存空間與多樣化的棲息地。
隨著生態廊道的逐步修復，不僅促進了生態系的環通度，也為野豬族群的擴散與遷徙開辟了新路徑，使得其分布範圍與族群密度均得到顯著提升。
另一關鍵因素則在於野豬自身強大的繁殖能力，它們作為自然界中繁殖力旺盛的大型哺乳動物之一，展現了驚人的族群增長潛力。一頭雌性野豬每年可經歷兩次繁殖周期，每胎產仔數量介於4至12只之間，且幼崽存活率高，這確保了族群數量的快速增長。
加之中國多數地區因歷史原因大型天敵減少，缺乏自然調控機制，進一步加速了野豬族群的擴張。
然而，野豬數量的激增也帶來了新的問題，尤其是與農業生產之間的沖突日益加劇。作為雜食性動物，野豬不僅食性廣泛，且常因覓食行為而侵入農田，對農作物造成淪陷性破壞。它們成群結隊地踐踏、采食作物，導致被侵擾的農田損失慘重。
為應對這一挑戰，部份野豬數量過多的地區采取了生態性捕殺策略，旨在透過科學合理的方式控制野豬數量，既保護農業生產，又維護生態平衡。
據國家林業和草原局的數據統計，中國已有28個省份報告了野豬的分布，且多數省份野豬數量眾多，其中26個省份的野豬數量已達到對當地生態或經濟造成顯著影響的程度。
以寧夏西吉縣為例，該地野豬泛濫成災，嚴重威脅到農作物安全及交通秩序，當地政府因此采取了懸賞捕獵的舉措，以經濟激勵方式招募專業狩獵隊，旨在減少野豬數量，保障農民利益與生態安全。
早年間，野豬因其相對稀缺而被列為中國「三有」保護動物，即具有重要生態、科學和社會價值的陸生野生動物。然而，隨著生態環境的最佳化與保護工作的有效推進，野豬族群迅速恢復並呈現出增長過快的趨勢。
經過全面而科學的綜合評估，確認野豬在短時間內已不存在顯著的生存威脅。因此，國家林業和草原局於2023年6月30日正式釋出的新版【有重要生態、科學、社會價值的陸生野生動物名錄】中，野豬被移出了該名錄，標誌著其不再享有國家層面的直接保護地位。
但這一調整並不意味著對野豬的監管完全放開，更不意味著公眾可以對其進行自由狩獵或捕殺。相反，法律對於野豬的管理依然嚴格，特別是在保護地、保護區、禁獵區及禁獵期內，任何非法捕殺行為都將受到法律的嚴厲制裁。此外，在野豬數量相對較少的特定區域，它們可能仍被視為當地的保護動物，繼續受到法律保護。
將野豬移出「三有」名錄後，最顯著的變化在於簡化了獵捕野豬的審批流程，賦予了地方更多的管理自主權。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可以出於食用或商業目的隨意捕殺野豬。相反，多數捕殺行為需基於生態保護、科學研究或是對農業安全的維護等正當理由進行，且必須遵循嚴格的程式與規定。
以寧夏西吉縣懸賞狩獵野豬為例，此舉旨在透過生態性捕殺控制野豬數量，減少對當地農作物和生態的破壞。獵人每成功狩獵一頭野豬可獲得2400元的補貼，但獵獲的野豬並不歸獵人所有，而是需交給專業機構進行無害化處理。
這一措施不僅體現了對野生動物資源的合理利用與保護，也強調了食用野生動物所潛在的健康風險，因為野生動物可能攜帶各種病毒、細菌等病原體，對人類健康構成威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