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挪威斯瓦爾巴群島，人們時常能遇到北極燕鷗，它會盤旋在「入侵者」周圍，用叫聲「驅離」任何企圖接近它巢穴的人。北極燕鷗是世界上旅行距離最長的生物，它們每年往返於南北極之間度夏，飛行距離可達4萬公裏。這種壽命長達20多年的鳥類，終其一生要飛行上百萬公裏。
而在南極和北極，北極燕鷗經常遇到的也大概是同一群人：極地科考隊員。「從某種意義上講，極地科考隊員也和北極燕鷗一樣，我們的‘家’就在極地。」中國北極黃河站站長胡正毅說。
從南極到北極
夏季的新奧勒松，哪怕是午夜，陽光依舊刺眼。這個位於斯瓦爾巴群島上的最大島嶼——斯匹次卑爾根島西北部的小鎮，地處北緯79度，是人類在地球上的最北定居點，也是科學界聞名的極地「科考聖地」。每年夏天是這裏最熱鬧的時候，不僅有科學家，還有不少坐著遊輪來北極的遊客。
2004年7月，一對產自河北曲陽的石獅「落戶」新奧勒松，標誌著中國第一個北極科考站——黃河站正式建站。20年來，作為中國北極科考的「大本營」，黃河站累計接待了660多位中國科學家，他們在這裏進行冰川、陸地、海洋、大氣等多個領域的研究和實驗，為研究極區、應對氣候變遷貢獻著「中國力量」。
胡正毅就是他們中的一員。
2015年，從吉林大學畢業不久的胡正毅加入了中國極地研究中心（中國極地研究所）。2010年，國家海洋局啟動了南極「冰穹A」深冰芯鉆探計畫。在導師的引薦下，他加入這個計畫，專門學習極地冰芯鉆探技術。此後，冰川學成為他的主要研究方向。
2012年，胡正毅第一次前往南極參加極地科考。他回憶起那次旅行時，依然很激動：「那是我第一次踏上南極大陸，一切都那麽新奇和震撼。南極的冰雪世界和我之前所見過的任何地方都不一樣，純凈而神秘。」
從上海出發，胡正毅和隊友們乘坐「雪龍」號破冰船，經過一個多月的航行，穿過顛簸難熬的「死亡」西風帶，最終抵達中山站。胡正毅回憶說：「船上的隊員們興奮地在甲板上眺望南極。冰冷的空氣撲面而來，我們內心充滿了期待。」
在中山站短暫休整後，科考隊員們繼續前往昆侖站。昆侖站位於南極內陸冰蓋最高點，是南極洲海拔最高、氣候環境最惡劣的科考站。「車隊穿越了無盡的冰原，沿途的風景壯麗而單一荒涼，跟海邊完全不同。每一寸土地都覆蓋著厚厚的冰蓋，這裏與數萬年前的樣子並無不同，時間仿佛靜止了。」
昆侖站的艱苦環境給了胡正毅一個「下馬威」，這裡海拔4000多米，堪稱「極地屋脊」，含氧量僅為平原的一半，夏季氣溫零下三四十攝氏度，冬季更是低至零下七八十攝氏度。這裏也是地球上最幹燥的地區之一，比撒哈拉沙漠都要幹燥。
由於缺水和寒冷，洗臉洗頭都是一件奢侈的事情，更別提洗澡了。為此，大部份隊員會將頭發剃光，胡正毅和隊友們創下了連續76天不洗澡的「紀錄」。在昆侖站，每天的工作時間都長達十五六個小時，經常要在零下幾十攝氏度的極低溫環境中進行采樣和實驗。「盡管工作和生活條件都很艱苦，但每當我們取得新的科學數據，看到冰芯中揭示的資訊，就覺得所有的辛苦都值得。」
12年來，胡正毅累計參加了11次南北極科考任務，足跡遍布除秦嶺站和長城站外的所有南北極科考站。
從冰川的退縮，揭示氣候變遷的影響
在黃河站采訪期間，記者與胡正毅一起去冰川取樣。一行人先乘坐小艇，在布滿浮冰和冰山的海面上艱難穿行20分鐘，再徒步前往冰川。早上9點出發，下午7點才返回站裏。記者的登山鞋被冰水浸泡後徹底「報銷」，盡管如此，也只走到距離最近的一個觀測取樣站點。
「你走得太慢了！」胡正毅告訴記者，如果去最遠的冰川取樣點，可能要花10多個小時走上20多公裏。夏季的北極並無晝夜之分，24小時都是極晝。有時候上午出發，雖然回來時太陽仍然高懸，但已是淩晨兩三點。
2016年，胡正毅首次來到黃河站科考。北極與南極雖然同樣是冰雪覆蓋的極地，但一個是大洋，一個是大陸，在環境和生態上有著很大不同。此外，黃河站所在的斯匹次卑爾根島有超過1/3的面積被冰川覆蓋，是研究極地冰川的理想場所。「北極的冰川和海冰的變化更為顯著，受氣候變遷的影響也更大。相比南極，北極的生態系更為多樣化，這為冰川研究提供了更豐富的素材。」胡正毅說。
極地科考與全球氣候變遷密切相關。挪威極地研究所生態毒理學負責人蓋爾·蓋布瑞森教授告訴記者，北極變暖的速度是全球其他地區的兩倍以上，這對全球氣候變遷有著重要的警示和預測作用。「在斯瓦爾巴群島，由於氣溫急劇升高，原本緯度更南地區的生物正在‘北移’，極地生物則遷往更北部的地區。這一現象表明氣候變遷已經在極地顯現，其對全球將產生怎樣的深遠影響尚未可知。」
「在黃河站，我們每一項工作都與氣候變遷密切相關。」胡正毅介紹，「比如說冰川監測，我們透過觀測冰川的變化，可以直觀地看到氣候變暖的影響。冰川的面積和厚度變化、冰川末端的延伸或後退，都是氣候變遷的直接證據。另外，陸地生態和海洋生態的研究也同樣重要。隨著氣候變暖，生態系的變化非常明顯，以前在北極地區看不到的小飛蟲，現在已經開始出現，這說明氣候正在變暖，生態環境也在發生變化。」
北極汙染物研究也進入了中國科學家的視野。今夏在黃河站駐站的同濟大學化學科學與工程學院趙紅穎教授正在進行一個由中國、挪威、美國共同參與的國際合作計畫。她告訴記者：「我這次來北極的實驗任務是對北極地區海洋及大氣中的微塑膠進行檢測和溯源，如果微塑膠已經對極地生態環境產生了影響，那就意味著地球上很難有完全不被微塑膠影響的凈土了。」
「往大了說，氣候變遷影響全人類，往小了說，對我們的極地研究工作也有影響。」胡正毅說，這些年來，黃河站檢測的冰川每年退化幾十米到100公尺，科考隊員現在上冰川，往返比8年前他首次來北極時要多走兩三公裏。「未來冰川離海面更遠，我們要走的路就更多了。」
註意安全，但不懼危險
在黃河站外僅二三十米的地方，就豎著一塊「北極熊危險」的警告牌，要求人們必須配槍才能離開新奧勒松鎮區。
「我從未想過危險會離自己這麽近。」科考隊員、同濟大學博士生武小涵告訴記者，6月15日，在她抵達黃河站不久，就看到了新奧勒松管理方釋出的北極熊警告：有一頭北極熊在距離黃河站不到1公裏的小島上活動，隨時可能對科考隊員的人身安全構成威脅。6月25日，另一頭北極熊又出現在相近位置。
「對我們這些新隊員來說，附近有北極熊很興奮，但那些有經驗的科考隊員都很嚴肅。」首次來極地參加科考的武小涵說，所有隊員被告知必須待在站內，以避免刺激北極熊。「他們把安全看得比什麽都重。」
在極地科考中，危險無處不在。除了不時出沒的北極熊，冰川上的裂隙、海洋中的冰山、突然降臨的暴風雪等都會對科考隊員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構成威脅。
與北極相比，南極的惡劣環境還體現在極寒和幹燥的氣候上。胡正毅和隊友們在零下四五十攝氏度的低溫中工作，經常面臨凍傷和紫外線的傷害。每次從南極科考結束，胡正毅的臉和手幾乎都會凍傷，皮膚脫落一層又一層。極端的極地氣候，考驗著科考隊員的身體素質，更考驗著他們的心理承受能力。
「淩晨兩三點在雪坑中采樣是常有的事情，‘地吹雪’打到臉上，灌進衣服裏，那種冷很難形容，為了獲得符合采樣標準的樣品，無法穿戴厚手套，隊員們只能進入車內稍微回暖一下。因此，一趟采樣下來，手會反復凍僵。」胡正毅回憶道，「後來隊員們有經驗了，會把‘暖寶寶’貼在腳上、腿上、腰上，確保自己不至於那麽冷。但即便如此，工作結束後，隊員們的手腳還是會出現嚴重的凍瘡。」
極端工作環境對身體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胡正毅的腿部因為長期在冰雪上跪趴工作，已經出現了不可逆的損傷。他的膝蓋現在走路有時會突然頓住，這是因為長時間的極地工作造成的職業病。
對家國的責任與使命
常年在極地工作，意味著對家人的虧欠。胡正毅和黃河站機械師許浩都錯過了孩子出生的重要時刻。如今，科考隊員雖然已經可以每天與家人視訊通話，但螢幕上的問候並不能代替身邊的陪伴。「有時候家裏有急事卻幫不上忙，心中總有愧疚。」胡正毅說，自己孩子出生時的那次極地科考中，有個施放氦氣球的環節，科考隊員們將自己的願望寫在即將升空的氦氣球上，剛為人父的他為早產50多天的兒子寫下四個字：「健康成長」。
家庭的支持是科考隊員的重要動力。胡正毅告訴記者，妻子非常理解和支持他的工作，知道這是他的夢想和事業。每次回家，他都會給兒子講極地冰雪世界的故事。「他聽得津津有味。有時候，我會帶一些極地的小紀念品給他，讓他感受到爸爸的工作是多麽特別。」
「在南極和北極，我們不僅是科考隊員，還是國家的代表。科考隊員在極地的研究成果，同樣展示了中國的科研實力和國際影響力，也為國際極地研究貢獻了中國智慧。」胡正毅告訴記者，每次參加極地科考任務，自己都深感責任重大。「正因為如此，雖然苦，雖然累，雖然有危險，但結束工作回到站裏，看到門口黃河站的牌子，看到會議室裏鮮艷的五星紅旗，便感到自己為中國極地科考付出的辛苦是值得的。」
中國極地科考工作者的專業精神也得到了不少國外同行的肯定。挪威極地研究所特別顧問金·霍爾門教授至今仍能回憶起2004年黃河站成立時的場景。他是黃河站的「老朋友」，甚至參與了建站前的預備會議。他與不少來黃河站科考的中國科學家成為摯友，進行廣泛交流合作，共同研究如何應對氣候變遷。
「來黃河站從事科考工作的中國科學家非常勤奮，待人溫和謙虛，他們為極地研究作出了突出貢獻。」霍爾門說，他和挪威極地研究所的同事都很樂意與中國科學家進行學術探討。「我相信，透過與中國科學家的共同研究，我們可以預測世界其他地區可能出現的氣候變遷。」
胡正毅是中國極地考察事業不斷發展的親歷者。他告訴記者，參加極地科考12年來，親眼見證了中國在極地科考站數量不斷增加，科研裝置和保障條件不斷改善。「科學沒有國界，但科學家有祖國。身為一個中國極地科考人，我為自己的祖國而驕傲和自豪。」
文/張玉亮 郭爽 李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