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善必有大恶相佐，可以说是善事一定有恶事相辅佐。
大善即大恶，取自于典故—— 一斗米养恩，百斗米养仇。
在一个人吃不上饭的时候你给他一斗米，这是恩，但你因为善良天天给他米，直到某一天你停了下来就是有仇，你让他断了粮，这就是大恶，因为是你的善良让他失去了自主生活的能力。
大恶即是大善，这句也是一个典故，传说佛家普贤菩萨成佛前，是一个屠夫般的杀手，屠了几个城的人，后来天空云彩呈现如来法相，普贤回头一望，感悟天地，立时盘腿坐在地上，成佛家正果，这就是著名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当他一直在杀人，直到某一天，他放弃了杀人。那便拯救了很多人，很多本来会被他杀的人，这种状态下，他的善是无法比拟的，因为放下屠刀就是救了众生。
什么叫大善之人？什么叫大恶之人？
大善之人就是平常非常的善良，乐于助人，然后非常的爱做善事，大恶之人就是老是犯错，然后危害百姓经常干一些坏事，这就是大恶之人。
大善即大恶，这来自古代的典故，因为你善良天天给穷人饭吃，但是一旦停下来就是有仇了，你让穷人断了粮食而饿死，这就是大恶。
其实这就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
刘润有篇文章讲的是我们看同一个问题要有三个角度：分别是法学家、经济学家、商人。
一个人心中，应该有三种「对错观」：1）法学家的对错观；
2）经济学家的对错观；
3）商人的对错观。
什么意思？我一个个来讲。
— 1 —
法学家的对错观
我举个例子。一个坏人A，诱骗好人B到没有锁门的工地C，然后B失足摔死了。
请问，这是谁的错？
这当然是A的错，这就是蓄意谋杀。这还有什么好讨论的。
是的。
如果证据确凿，从法学家眼中看，这就是A的错。
但是，这种大快人心的对错观，不一定能防止类似案件下次发生。
法学家做不到的事情，经济学家也许能做到。
— 2 —
经济学家的对错观
经济学家有不同看法。B被坏人A，诱骗到没有锁门的工地C摔死了，是C的错。
啊？为什么啊？这也太冤了吧？
这是因为，整个社会，为了避免B被A诱骗到工地的成本，比工地C把门锁上的成本，要高得多。
如果惩罚了工地，虽然工地觉得冤，但是以后工地就都会把门锁上了。这样的事情，会大量减少。
所以，经济学家，是从「社会总成本」的角度，来判断一件事的对错在谁。虽然听上去不合理，但有时比纯粹的「道义」更有效果。
— 3 —
商人的对错观
但不管是A的错，还是C的错，B都死了。
把谁抓起来，B都无法起死回生。
所以，从个体利益最大化的角度，B只能怪自己。
我的错，我不该蠢到被A欺骗。
只有这样的认知，才能保护B自己。
一个人走在人行横道上，一辆卡车呼啸而来。
所有人都大声呼喊他让开。他淡定地说：他不能撞我。
他撞我是违反交规的，他全责。我就不让。
最后这个行人被撞死了。
这是谁的错，卡车司机的错？当然。
但是这样的认知无法救命。
这个行人要认识到：这是我的错。
我应该让开。因为死的是我。
你看法官认为A错，经济学家认为C错，商人认为B错。
这就是一个人心中的三种对错观。
如果你是评论家，你可以选择法官的立场；
如果你是政策制定者，你应该选择经济学家的立场；
但如果将要失足摔死的就是你自己，我建议你选择商人的立场。
我的错，我的错，都是我的错。
因为，我损失最大。
谁损失大，就是谁的错。
最后的话
判断损失发生后应该怪谁，就是看谁因此受损失。
这是很重要的标准。 一件事情发生不好的结果时，责怪，埋怨，后悔都是无用的。
「怪」这件事，是很容易的。
但怪完了，好像这件事解决了，但是并没有改变你损失的结果。
自己受损害，只能怪自己，也只有自己才能改变故事最终的结果。
靠自己，自强者万强。
通俗的来讲就是，法学家的角度就是谁做恶就谁承担法律责任，谁触犯法律谁就要坐牢。
而经济学家的角度是社会总成本，是打死坏人的成本高，还是抓那几个失手打死坏人的警察成本高。
如果从商人的角度，就是利益最大化，死去的坏人损失是最大的，因为他失去的是生命，所以他的损失最大，所以他一开始就不应该做恶。
三个角度看问题，有的角度很反直觉，但拥有了这三个角度，我们就能拥有全局观去理解每个人做事的动机。
大善的人他只是有他的一套做事原则，在他的眼里生命都是平等，他也是在尽力的维护每一个人的生命，每一份正义，所以大善称不上大恶。我们称之为大恶，是从经济学家的角度看，他这样做带来的损失更大。
大善即大恶讲的是太过善良就会造成更多的危害，它的下半句是大恶即大善，讲的是佛学中的典故，传学传说佛家普贤菩萨成佛前是一个无情的杀戮机器，突然有一天他顿悟了，立地盘腿而坐，成为了佛，这就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大恶即大善就是相当于他把他将要杀的那些人放了，那就相当于救了这些人。
这就理解了为什么经常做坏事的人，突然做一件好事人们会激动不已，而经常做好事的人突然失手做了坏事就会被人唾弃。
世界上上没有绝对的黑与白，大部分都是中间地带，这个世界万物都是趋于平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