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自己都给鼠疫折腾没半条命了，天花都不够塞牙缝的
明末大鼠疫开始于崇祯六年（1633年），地点是山西。崇祯十四年传到河北，并随着李自成和清朝的军队传到更多的地区。崇祯十四年（1641年），鼠疫传到北京，造成北京人口的大批死亡。
明末鼠疫这场大鼠疫使得「街坊间小儿为之绝影，有棺、无棺，九门计数已二十余万。」北京在1643年的8月到12月间，保守估计死亡人数已高达全城的五分之一。所以当次年的4月，李自成攻进北京时，他面对的是一座「人鬼错杂，日暮人不敢行」的死城。
崇祯十三年（1640年），顺德府、河间府和大名府均有大疫，并且是烈性传染病的流行，「瘟疫传染，人死八九」。
崇祯十四年（1641年），疫情进一步发展。在大名府，「春无雨，蝗蝻食麦尽，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死亡人口的比率相当高。广平、顺德、真定等府，类似的记载相当多。左懋第督催漕运，道中驰疏言：「臣自静海抵临清，见人民饥死者三，疫死者三，为盗者四。米石银二十四两，人死取以食。惟圣明垂念。」 这时华北各省又疫疾大起，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百姓惊逃，城为之空」。
崇祯十四年（1641年）七月，疫疾从河北地区传染至北京，病名叫「疙瘩病」，「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赘肉隆起，数刻立死，谓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间又有呕血者，或一家数人并死。」 「疙瘩」是对腺鼠疫患者的淋巴结肿大的称呼。
崇祯十五年，天津开始爆发大鼠疫，有朝染夕死者，日每不下数百人。排门逐户，无一保全。崇祯16年，疫情还在进一步加剧，北京及其附近地区大疫。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
崇祯十六年（1643年）夏秋间发生的腺鼠疫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春天转化为肺鼠疫。崇祯十六年京师大瘟疫，疫情很严重，夏燮【明通鉴】记载：「京师大疫，死者无算。」染病死亡之多，无法计数。【崇祯实录】又记载：「京师大疫，死亡日以万计。」尽管缺乏准确的统计数据，但上述官方记载说明：当时的大瘟疫，势态极其严重，北京城死亡人数之多，竟达无人收尸的境地——「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殓者」。北京城中的人口死亡率大约为40%甚至更多。 北京郊区的疫情也很严重。在通州，「崇祯十六年癸未七月大疫，名曰疙疽病，比屋传染，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昌平州的记载中称为「疙疽病」，而且「见则死，至有灭门者」。河间府景县「崇祯十六年大疫，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
这场鼠疫，发生在北京城破前一年的二月到九月到崇祯十六年四月时，北京每天死人上万，以至于城门都被运出的棺材堵塞。沿街的小户居民，十之五六死去，死在门口的最多，街头连玩耍的孩子都没有了。有一个统计数字，这场大疫夺走20万北京人的性命，而北京城当时的人口，估计在80 万到100 万，也就是说，每四到五个北京人中，就死掉一人。「堪称是一场超级大瘟疫」，不但是士兵、小贩、雇工大批倒毙，北京城连叫花子都找不到了。
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天津爆发肺鼠疫：「上天降灾，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传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数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门逐户，无一保全。」
崇祯十七年（1644年），天津督理军务骆养性说，「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