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江海战
马江又称马尾，位于福州东南，是闽江下游的天然良港。清朝除南北洋海军以外的第三支海军——福建海军和创建近二十年的福建造船厂，均在此港。马江港是一个河港，四周群山环抱，港阔水深，可泊巨舰。从闽江口至马江，距离三十余公里，沿岸形势险峻，炮台林立，仅马江附近就有七座炮台，并有部分克虏伯大炮，防御能力较强。
从1884年7月中旬起，法国军舰就陆续闯入闽江口，进泊马江，伺机挑衅，勒索赔款。 当时，负责福建军事指挥的要员有钦差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大臣张佩纶、闽浙总督何璟、福建巡抚张兆栋、福建船政大臣何如璋、福州将军穆图善等。他们根据清廷「不可衅自我开」的指令，对法舰的侵入非但不敢阻止，反而给孤拔以友好款待；同时，命令各舰不准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亦斩。于是，法舰在马江者日或四五艘，或五六艘，出入无阻。「它们与中国军舰首尾相接，日夜监视港内福建海军，不许其移动，前后为时月余。其间，马江一带人民纷纷要求先发制敌，呈递「万民书」，建议潜水破坏敌舰。他们怒不可遏，坚决表示：「要是官家害怕，不敢抵抗；那抗法的事，我们愿承担下来。」但是，人民请缨杀敌的正义要求，却遭到了张佩纶等人的阻挠，直至尔后局势非常紧张时，部分民众武装才被允许参战。
8月17日，清政府见和谈无望，不得不撤回上海谈判代表，令沿海沿江各省极力筹防，严行戒备。但对马江方面，仅指示「法舰在内者应设法阻其出口，其未进口者不准再入」，并未解除不得主动出击的禁令。当时，马江一带水陆防军的兵力已有所加强：海军舰只十一艘，江防陆军逐次增加到二十余营，还有大量自动参加战备的民众武装。清军的部署是：以十一营兵力扼守马江和船厂一带江岸；十一营守长门、琯头等炮台，又以民壮近二千人协守闽安至琯头沿江两岸；十一艘舰只与法舰相持于马江江面，另以旧式战船及渔船各二十余艘分泊于罗星塔两侧。张佩纶、何如璋负责指挥马江一带水陆各军，穆图善驻长门，何璟、张兆栋驻福州。由于清廷和战不定，前敌将领昏聩无能，水陆各军缺乏统一指挥和协同作战的周密计划，加之装备不良，弹药不足，因此，总的兵力虽然较法方优势，而战斗力却很弱。
8月22日，即法国驻北京代办谢满禄下旗离京的次日，法国政府电令孤拔消灭中国福建海军。孤拔立即进行战斗部署，决定于次日下午趁退潮船身转移方向的时候开战。当时，泊于马江的法国舰队有军舰八艘，共计一万四千五百余吨，另有鱼雷艇两艘，还有两艘军舰在金牌、琯头一带江面，阻止清军塞江封口，保障后路安全。参战法舰共有重炮七十七门，还有不少射速为每分钟六十发的哈齐开斯机关炮，兵员约一千八百人。福建海军的十一艘军舰（其中九艘为木质）共计只有六千五百吨，炮四十五门（大口径炮很少），兵员约一千一百人。从吨位、防护能力、重炮数量、兵员素质等方面比较，法国舰队显然占有优势。另一方面，孤拔「只在退潮时方攻击」的决定，对法舰非常有利。这是因为，当时用船首系泊，船身随潮水涨落而改变方向（涨潮时，船头指向下游，落潮时船头指向上游），孤拔选择落潮时开战，可使大部分中国军舰位于法舰之前方，从而暴露于敌人主要炮火之下，无法进行有力的回击
8月23日上午8时，法国驻福州副领事向何璟投递最后通牒，限福建海军于当日下午撤出马尾，否则开战。何如璋得知后，竟然对福建海军将士封锁消息，并企图要求法方把开战日期改在8月24日；遭到拒绝后，才匆忙下令进行临战准备。
当日13时56分，孤拔趁落潮的有利时机，指挥法舰突然发起攻击。福建海军舰只未及起锚，就被敌舰第一排炮弹击沉两艘（「琛航」号和「永保」号），重创多艘。在十分不利的情况下，福建海军下层官兵英勇还击。旗舰「扬武」号（福建海军唯一的一艘轻巡洋舰）用尾炮准确地还击在它下游的法国侵略军旗舰「窝尔达」号，首发命中舰桥，击毙其引水和五名水手，孤拔仅以身免。正在这时，敌 46号鱼雷艇向前猛扑，发射鱼雷，击沉了「扬武」号旗舰，但该艇也被清军岸炮击中，锅炉爆炸。「扬武」号沉没时，管带（舰长）兼舰队指挥张成擅离职守，泅水（一说乘小舟）逃跑。炮艇「福星」号离敌舰最近，在开战时就受了重伤，但它立即断锚转向，冲入敌阵，瞄准敌旗舰猛烈射击，连续命中。后遭敌舰三面围攻，火药库中弹爆炸，全艇官兵壮烈牺牲。受伤的「福胜」、「建胜」两炮艇也奋力抵抗，直至沉没。在罗星塔下游，炮艇「振威」号被刚从闽江口外赶来的一艘法国装甲巡洋舰「凯旋」号击穿，首尾均已着火，船身失去控制，随波漂向下游。但艇上官兵仍英勇奋战，直到最后被敌鱼雷击中沉没前的一刹那，还发射了最后一颗炮弹，重伤一敌舰舰长和两名士兵。江面战斗仅进行了约半小时，福建海军十一艘舰艇全部被法舰击沉，海军将士伤亡七百余人，还损失了数十艘商船。法军仅死伤三十余人，有两艘鱼雷艇受重伤，其余为轻伤。
8月24日上午，法军部分炮艇乘涨潮上驶到福建造船厂附近，用榴弹轰击船厂，「对凡力所能及的东西，均予摧毁」。与此同时，法舰继续对马江附近的帆船、舢板进行毁灭性的破坏。8月25日，法海军陆战队一部在罗星塔登陆，夺去三门克虏伯大炮。此后几天，法舰驶向下游，逐次轰击闽江两岸炮台。由于炮台对准下游，不能掉转炮口回击从后方攻击的敌舰，因而全部被毁。这样，法舰得以鱼贯而出，退至马祖澳（今定海湾）。
马江战后，清廷撤销了张佩纶、张兆栋、何璟、何如璋等人在福建的任职，以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以福州将军穆图善和漕运总督杨昌浚（改任闽浙总督）为帮办大臣，闽中防务逐渐恢复
1885年1月底，法军第一、第二旅主力七千余人，在船头一带集结完毕，准备转守为攻，向广西边境大举进军。法军扬言分两路前进：一路攻谷松，一路攻车里。实则全军指向谷松，并力进攻中路。潘鼎新企图阻止法军进攻，命中路清军（包括新配属的董履高部五营）前出到竹山附近高地设防。2 月 4 日，法军集中炮火轰击竹山清军营垒，随即展开猛攻。守军顽强抵御，但因仓卒移防，工事不坚，伤亡甚众，被迫后撤。次日，法军再次发起攻击，守军不支，退守谷松。2 月 6 日，法军在炮火掩护下猛攻谷松，清军被迫撤至谅山南面三十五里处的委坡一带。
中路清军溃败，谅山垂危。「东西两军相去远，闻调赴援，一日之间号令屡改。」潘鼎新时而令王德榜、杨玉科等部回援谅山，时而令其仍扎原处，时而令其夜袭法军后路，最后又令其飞援谅山，但为时已晚，无济于事了。就在2月12日，法军攻占委坡，潘鼎新于当夜逃离谅山入关，苏元春随之率部退入关内。2月13日，法军未经战斗，即占领了战略要地谅山。至此，法军在东线达到了预期的作战目的，波里也随即于2月17日率领第一旅（约三千人）离开谅山，以便经河内赶赴西线，解救被围于宣光的法军。
谅山弃守后，冯子材毅然以守关自任，亲率一营从龙州赶到镇南关，和王孝祺部一起拦截溃散兵丁，并急调协守东路的冯军八个营回守镇南关。可是，潘鼎新竟「告以守关无须该军，令仍顾东路」。2 月 19 日，西路杨玉科部自观音桥、屯梅绕道撤至文渊（今同登）。杨玉科以主力防守文渊两侧高地，自率一部驻镇南关。2月23日，尼格里指挥法军第二旅进攻文渊，守军浴血奋战，节节抵抗。杨玉科亲临前线指挥战斗，阻止了敌人的前进。但由于清军发射的炮弹多未爆炸，未能予敌以大量杀伤。午后，杨玉科中炮牺牲，守军随即溃散，退入关内。法军乘势侵占镇南关，前锋一度侵入我国境内近十公里的幕府附近。由于兵力不足，补给困难，加之不时受到当地群众武装的袭扰，法军于2月25日炸毁镇南关城墙及其附近工事，退回文渊、谅山。
根据波里也离开谅山前的指令，法军在镇南关废墟上立一木牌，上书「……广西的门户已不再存在了」。但是，当地军民在同一地方写着：「我们将用法国人的头颅重建我们的门户！」以此作为对侵略者的回答。冯子材闻镇南关失守，立即疾驰二百余里，由东路统兵回援；王德榜也率部赶回，驻于镇南关东面三十里的油隘一带。
潘鼎新则畏敌如虎，在文渊战斗之前，即由镇南关继续后逃至幕府。2月23日，正当文渊前线激战之际，他又经凭祥、海村连夜逃到关内一百余里的龙州，由于遭到当地各阶层人民的愤怒斥责，「始乘船由水路返海村，日驻岸，夜驻船」。事后，他竟谎报自己在文渊战斗中「督亲兵助战，枪炮声震山谷，逆党（法军）纷纷倒地」，并诡称由他指挥各军「收复」了镇南关等等，以推卸东线反攻失利的责任。
西北地区回汉之间由于「习尚绝殊，往往龃龉相仇杀，视为固然者久矣。」但地方政府处处偏袒汉人，「凡争论斗殴，无论曲直，皆抑压回民。汉人复持众欺凌，不知回性桀骜，亿万同心，日积月长，仇恨滋深。」左宗棠亦指出，「陕回之祸由于汉回构怨已久，起衅之故实由汉民。」关中地区的西安、同州、乾州等府州是陕西回、汉人口最为集中的地区，同时也是回、汉矛盾最为激化的地区。
同治元年（１８６２年）４月，渭南县回汉之间因故纷争再起。大荔及华州等处回民群起响应。不过数日，渭南县的「沙南、渭北诸屯堡焚杀无遗」，回军攻占渭南县城，围攻同州府城，接着又连陷高陵、华州、华阴，包围省城西安。其它州府回民亦闻风而起，并联合甘肃回民，围攻各路清军。同年胜保、多隆阿相继领兵入陕镇压，至１８６４年底，凤翔以东至西安纵横数百里范围内，回民村堡尽被荡平，陕西回民大部被多隆阿驱赶入陇。１８６６年底，捻军入陕，渭河两岸战争再起。捻回合兵，奔驰渭河南北，往来扶鄠之间，势力遍及凤翔、西安、同州三府。直到１８６７年底捻军出陕后，回军才相继撤回陇东，关辅地区战事自此基本结束。陕南地区战事亦比较频繁。１８６２初太平军及川军进入陕西，随即占据汉中、兴安两府。此后至１８６４年，太平军自动撤退、川军败走兴安，两三年的时间内陕南战事不断。陕北地区战争持续时间比较短，初期主要是土匪活动。１８６７年，捻军进入陕北，旋即在清军的围攻下，由壶口渡河入晋。此后，撤入甘肃的回军虽数次反攻入陕，但仅限于秦、陇交界地带的凤翔、鄜州及延安数府，对内地影响较小
从１８６２年初太平军入陕至１８６７年底捻军自壶口渡河，这场战争前后共持续了将近６年，期间，陕西全省无一处不受到战争的摧残。由于回汉之间的民族仇杀贯穿战争的始终，因此，战争中人口的损失尤为惊人。回族巨堡羌白镇被攻破时，「堡中老弱妇女哭声震天，尽屠杀无遗」。而「长安县属之六村堡，著名富足，居民万余，避难之民附之，又添数千余口，墙厚壕深，可资守御。……被贼攻破，堡中尽被屠戮殆尽」。战争中人口损失的中心区、过渡区以及边缘区与战争的中心区、过渡区、边缘区基本是一致的。据此，我们可以对战争期间陕西人口损失的区域进行如下的划分
人口损失的中心区：包括西安府、同州两府。这两个府都处于关中泾、洛、渭河流域的中下游，是全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两地战前都是回、汉人口分布最集中的地区，同时也是回、汉矛盾最为尖锐的地区。这两个府既是战争的发起区，也是战争的进行区，前后共经历过数次战争的蹂躏。回民起义，太平军、川军、捻军入陕，清军的数次围剿以及董志原回军多次反攻等，几乎每一次重要的战役都涉及这一地区，战争的持续时间与整个陕西战事相始终，从１８６２年初回民战争开始一直持续到１８６７年底捻军出陕，时间长达近６年。因此，这两个府是回汉两军反复争夺的焦点地区，遭受战争的蹂躏最为惨烈，人口的损失也最为严重。
人口损失的过渡区：凤翔、汉中、兴安三府以及商、乾、邠三直隶州。这六个州府有的是大兵数次过境，如商、乾、邠三州直隶州；有的则是义军长久占据，如汉中府、兴安府；有的则是两军反复争夺的焦点，如凤翔两府。期间既有清军与回军之间的战争，也有清军与太平军及川军之间的战争，故战争亦相当频繁，但战争持续的时间相对于关中地区要短，大都在３年左右，战争的强度也较弱。因此，其人口的损失较西安、同州两府及乾州直隶州为轻
人口损失的边缘区：除上述八个府州以外的其它地区，包括鄜州、延安、绥德及榆林等二府两州。这些地区多是大兵过境，并无长期停留，亦无激烈的战争发生。因此，相对来讲，受战争的影响要小得多，在全陕之中人口的损失最轻，见图４ ５。
光绪三年（１８７７年），还没有从战争废墟中完全恢复的陕西省，又遭到了「光绪大旱灾」的沉重打击。陕西灾荒发生时，河南、山西等早先受灾省份的灾民已大批涌入关中。当时晋豫灾民在陕者几乎无县无之，单在西安省城即有八千余人。而陕西省战后「民间元气未复，各属地丁钱粮，征解仍未敷额，每年收储银两，又因筹拨边防各军口粮及旗、绿各营官兵俸饷，文职廉费，并杂支、制造、赈抚，各款搜刮一空，现在库储万分短绌」以上种种因素都加剧了旱灾对陕西打击的程度。是年秋，陕西灾民亦开始外逃求生。渭北各县灾民，「扶老携幼，百十成群，纷向渭南各州县转徙流离」，而渭南的饥民则南下四川或东出潼关逃生。史载陕人「逃入川境求食者，络绎于途」。至「光绪三、四年之交，逃出潼关的流民为数达二十万」。而那些没能逃出的灾民，时时都面临死神的威胁。泾、洛一带，许多老弱妇女无力逃荒，只得投水自杀，以至「洛河漂流死尸，联络不绝」。更多的灾民则是成群结队地去哄抢粮食，勒食大户。有些州县，如蒲城、韩城等地甚至出现了灾民袭击官府，杀死官吏的事件
这次旱灾几乎遍及陕西全省，根据光绪三年九月二十九日（１８７７年１１月４日）上谕记载，１８７７年底陕西被灾地区共有：蒲城、朝邑、韩城、郃阳、白水、澄城、泾阳、三原、高陵等４９个厅州县。十二月初七（１８７８年１月９日）上谕又称有咸宁、长安、孝义等３７个厅州县被灾。总而计之，全陕仅鄠县、郿县、麟游等数县未受灾。阎敬铭奏称「臣奉命查赈，山西及陕西之同州，尤为极重极惨。」时人饶应祺亦言「陕西大饥，同州尤甚」。清廷虽「发内帑籴沿江粟以赈之，犹不能全济」。西安府酆泉县「饿死者山积，治城东门外掘两坑埋之，俗称万人坑。始犹以席卷之，继一席卷两人，终至无席。城隍庙、保安寺两处，稚儿耆者，填井为满」。同州府蒲城县，至１８７８年夏，「饿死者三分之二」。由于死亡人数过多，许多尸体大都来不及掩埋，即使勉强埋入者，也因为「泥土甚松，入土不深，仍为犬残者不少。尤惨者，垂死饥民，随风吹倒，气息未绝，亦被犬噬」。加之灾后「疫气流行，饥馑余生，触疫即死，以致死骸遍野，无人掩埋」。「小民非死于饥饿，即死于疾病」。西安府高陵县「自（１８７７年）三月后，一年无雨，冬无宿麦，春、夏赤地千里……疫毙男妇三千余人」。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悲惨局面，「饿死者既死，家人掩埋不敢痛哭，否则饥民齐来，竞相残食」。
综上所述，这次灾荒的中心区域主要在郿县以东，潼关以西，泾、洛、渭诸河流域下游的平原地带，尤其是关中地区的西安、同州两府被灾最重。灾时一些比较极端的现象，如袭击官府、戕杀官吏乃至人相食等都出现在这一地区。灾时人口损失的中心区域与战时人口损失的中心区域基本上是一致的。由于受灾范围太广，受灾强弱亦很难区分。因此，本书把西安、同州两府以外的陕西其他地区全部划分为灾荒的边缘区域，这个区域大致相当于战争的过渡区及边缘区
同治战前陕西人口统计
嘉庆朝非常重视户口的编审，对册报过程中的违规情况处罚相当严厉。如嘉庆朝著名的江苏淮安府山阳知县侵吞赈银案，即缘起于虚报户口以冒领赈银，案发后，县令、知府处斩，两江总督以下多位要员遭到革职。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有理由相信，为重修【一统志】进行的户口编审，应当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得到了有效的执行。尽管【一统志】所载嘉庆二十五年（１８２０年）户口数在个别省份仍有缺漏、讹误，但就总体而言，大部分省份人口数据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 【一统志】载１８２０年陕西分府人口数据汇总结果约为１１９７．６万，曹树基修正后的１８２０年陕西人口数是１２１３万，增加了１５．４万，仅占【一统志】汇总人数的１．２％，完全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故我们把１８２０年陕西人口数定为１２００万。
由于战争开始于同治元年（１８６２年），因此，我们把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年）陕西人口数作为整个问题展开研究的基数。查【户部清册】所载１８６１年陕西人口数是１２０１万。【户部清册】载１７７６年陕西人口总数为８１９万。假如我们以１８２０年人口数为基点，将其前后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加以对比的话，很容易就会发现【户部清册】所载人口数据的误差是很惊人的。从１７７６年至１８２０年的４４年间，全省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是８．６８‰。而从１８２０年至１８６１年的４１年间，全省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仅为０．０７‰，由此来看，１８６１年人口数明显的偏低了。因此，我们不能把【户部淸册】记载的１８６１年陕西人口数作为实际的人口数直接利用。曹树基对清代中期全国人口的考证卓有成效，其研究结果表明，从乾隆四十一年（１７７６年）至嘉庆二十五年（１８２０年），陕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约为９．６%。扣除移民因素的影响，实际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大约在３‰—４‰之间。 假设１８２０年至１８６１年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在３．４‰，以嘉庆二十五年陕西分府人口数据作为基数进行推算，那么，１８６１年陕西省的人口总数大约有１４００万左右
战争期间人口损失估算。
晚清陕西各方志中，大都记载有本地区一个或多个时点上的户口数据，但是具体到战后灾前这一时段内，相关的人口数据却很少，目前我们可以找到的仅有富平、高陵及三原等１１种方志，见表４ ４。
尽管样本数比较少，但其空间分布却相对较分散，人口损失的中心区、过渡区及边缘区都有数据。另外，样本数据的质量也比较高，从以上１１种方志来看，其所载各州县人口数大都来源于战后的抚恤册或是救济册，出于救济难民或是抚恤战争死难者家属等需要，战后不少州县都对本地区的户口进行过调查、统计。由于战后幸存人口的多少直接关系到赈灾钱粮的多寡、赋税减免的额度以及抛荒土地的重新划分等一系列比较实际的问题，所以，这一时期的人口调查大都认真进行过，人口统计的指标也比较丰富，从不少上报的人口数据中可以看出这一点。如蓝田县详细记载有县城、４乡共５个区域内土著烟户、客民、商民户数、口数及雇工、僧人、道士口数，户均人口等指标非常正常。
三原县详细记载战时被杀、疾故、逃亡未归人口数以及战后、灾后幸存人口数。富平县分别载有战后、灾后两个时段土著、客民、商民等三类居民的户数口数。所有这些特点在战前的人口数据中是很少见的
兴平、蓝田、富平、三原、高陵、泾阳等６个县同属西安府，都处于关中平原腹地的泾、渭两岸。这６县与西安、同州两府的其它县一样，战前是回汉人口分布最集中、最稠密的地区，战时都处于战争的中心区域，同样也都是人口损失的中心区域。以上６县中，泾阳县数据比较异常，人口损失率高达７５％。究其原因，主要是战时客民逃亡造成的。战前泾阳是陕西皮毛及茶业交易中心，境内「百货云集，商贾络绎，藉泾水以熟皮张，故皮行甲于他邑。每年二三月起至八九月止，皮工齐聚其间者不下万人。而官茶进关运至茶店，另行检做转运西行，检茶之人，亦万有余人。各行店背厢负货闲人亦多至数千。」据县志记载，战前泾阳外来商民６０００多户，人数高达３２５００人，占总人口的２０％左右。这部分商人大都具有较好的经济基础，因此规避战争伤害的能力高于普通居民，战争初期大都逃亡他乡或返回原籍，这是造成泾阳县战争人口损失率偏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统计以上６县，战时人口平均损失比例超过五成，去除泾阳县这个极端样本后的人口平均损失的比例仍然远超过四成。高陵、三原、兴平３个县的人口数据都是１８６５年或之前的，由于战争直到１８６８年初才真正结束，因此这３个县实际的人口损失率要高于统计数据。而其它３个县都是战争结束四五年以后的人口数据，这其中应当包括了人口的自然增长部分和因移民入迁导致的人口机械增长部分，因此实际的人口损失率同样要高于统计数据。考虑到上述方面的影响，以蓝田、泾阳、富平６个县为代表的整个战争中心区的人口损失比例估计在五成左右。１８６１年西安、同州两府人口总数约５４０余万，如以五成的人口损失比例计算，战时人口损失的绝对数量大约有２７０万左右
岐山、千阳及定远三个厅县分属凤翔、汉中两府，地处于战争中心区与边缘区之间的过渡地带，同样也都是人口损失的过渡区域，人口的平均损失的比例超过三成，定远厅与岐山县人口均为战争结束四五年后的数据，其中包含一定数量的移民人口，因此实际的人口损失率应该高于统计的人口损失率。就整个过渡区来讲，其人口平均损失比例估计在三成到三成五左右。１８６１年处于战争过渡区的汉中、凤翔、兴安三府及商、乾、邠三州人口总数为６５０余万，如以三成到三成五损失比例计算，整个战争过渡区人口损失总数当超过２００万。绥德、三水两州县分属绥德直隶州、邠州，两地处于战争的边缘地带，战时人口损失比例大都在二成左右，以平均人口损失比例计算，整个战争边缘地区的人口损失总数大约为３５万左右。
总计以上各数，陕省战时损失人口总数超过５００万口，这一人口数大约占到战前总人口的三成到四成
清代陕西人口峰值出现在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年），即回民战争爆发的前一年，其峰值人口数大约在１４００万左右。从同治元年（１８６２）到光绪五年（１８７９）的１７年间，陕西全省战乱未定，灾荒继起，期间生灵涂炭，人民流离失所，社会经济遭受了极大的破坏，而人口的损失尤为惨重。综观陕西战乱灾荒的１７年，其人口损失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人口损失数量惊人。短短的１７年内，全省人口数量从１４００万口锐减至８００万口左右，人口损失总数高达６００余万，大约占战前人口总数的四成到五成。
其二，战争期间损失的人口数量远高于灾荒期间损失的人口数量。天灾令人恐怖，人祸更为可怕，１７年中，因战争原因造成的人口损失约有５００余万，在全部损失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超过八成，而灾荒期间损失的人口不过１００余万，占全部损失人口的比例尚不足两成。
其三，同治光绪年间，导致陕西人口损失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种：战死、饿毙、病死及逃亡。其中前两种原因造成的人口损失数量最大。战后或是灾后因为尸体腐烂、水源污染等原因，导致各地瘟疫流行。死于瘟疫的人口在全部损失的人口中占有一定的比例。人口外逃在战时及灾时都有发生，战时难民主要逃往人口稀少的甘肃、青海、新疆及内蒙古等西北地区，灾时难民则主要逃往粮食富足的四川、湖北等东南地区。
其四，战争期间人口的损失主要表现为绝对数量的减少，即死亡；而灾荒期间人口的损失则主要表现为相对数量的减少，即人口的迁移。由于这次战争的起因主要是回汉矛盾，战争主要表现为回汉之间的民族仇杀，因此，战争大都表现为失去理智的相互杀戮，难民主动外逃的记载并不多见。相反灾荒发生后，渭北饥民就「扶老携幼，百十成群，纷向渭南各州县转徙流离」，而渭南各地饥民则东出潼关或南下四川觅食求生。从灾后部分厅、县的人口数据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如千阳县１８６８年有５．７万余口，１８７８年有７．１万余口，经过灾荒的打击，人口不但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而同时期保安县人口由战前的６．３万余口锐减至０．３万人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