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以前讨论过逆城市化，指出它在长期而言是个伪命题。但是，并不排除因暂时性因素导致的就业质量降低而形成的「逃离中心城市」现象。
逆城市化概念是美国人提出的，在现代城市病逐渐暴露之后，这个概念一度非常流行。但是把时间轴拉长，美国各大都会区的人口并没有衰退，它们的人口增速依然比全国整体要高，吸引了绝大多数的新移民；人口减少已经十多年的日本，三大都市圈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也继续在提升。就城镇化率而言，发达国家的数据依然在缓慢持续上升。
如果美国的城镇化率在持续上升，为什么还会有这个逆城市化的概念？其实，中国人理解的「逆城市化」，与美国人发明的原本的概念并不一致。可以说，中国人理解的「逆城市化」并没有机会发生，但因就业质量降低导致的暂时性的「逃离中心城市」则有可能发生。
先说为什么中国人理解的「逆城市化」没有机会发生。
由于经历了漫长的小农社会以及随之形成的安土重迁思想，再加上类广域市、滞后于经济变迁的行政区划建制与剧烈的人口流动，中国人理解的「逆城市化」概念，往往指的是在城市务工人员回到出生地（乡村），更进一步的想法还包括城市居民到乡村定居生活养老。
这其中的逻辑，既有流动人口工作在外而产生的思乡情，也有资产价格高企在城市难以定居的无奈乃至愤恨，当然也包括一部分人群对更美好自然环境、更低压力生活方式的向往。
但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就是要在大部分地区消灭以小农经济为主的自然经济，就是要大部分人背井离乡成为流动人口。
我们都知道城市和乡村发展水平的差距非常大，很多人将此归结为资源分配的不合理。其实，这并不完全是有一种有形的力量在做分配，而是资源会天然地流向效率更高的地方。城市在区位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在支配资源方面更具有效率，符合规模效应的规律。在发展水平方面，城市自然会比不具备区位比较优势、效率更低的乡村更高。
中国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为什么一些地区能成为古都、在今天依然是较主要的城市，为什么一些地区从上古时代至今一直是乡村？根本就在于成为城市的地方，具有区位上的比较优势，便于发挥规模效应。
所谓规模效应，反映在生活实践中，那就是优越的工作机会几乎全部分布在大城市，而普通小城市的好工作往往只限于泛体制内，到县城一级，基本上就是「公务员经济」，导致了所谓的「在老家附近找工作真难」，导致了乡村地区越来越空心化。
从情感上说，安土重迁是比较普遍的心理，许多人往上数两三代人，就极可能出身自乡村。但是从经济发展上来说，让更多人口集聚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才是效率更高、更有希望提高人均生活水平的模式——这是对在城市务工的流动人口而言。
对于相对而言的城市土著居民，他们渴望逃离的环境污染与生活压力，是生活水平提升必然带来的副作用。如果把生产生活分散到乡村，要么选择接受生活水平倒退，要么接受更低效率与更高污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而城市居民在整体上其实已经作出了选择。
还有一个方面，是一些人将所谓的「城市户籍人口希望转成农村户籍」视为逆城市化的标志。但这本质上与城镇化无关，更多的只是在利益角度的考量，因为中国刚刚经历了最大规模的大拆大建，形成了农村户籍在占地、拆迁方面能得到更多经济补偿的固有思维。纠结农村户籍的取舍，其实是在基于这个固有思维来衡量自身经济得失，而并不是在农村居住生活工作多么优越。但是，随着大拆大建时代的落幕，这个固有思维很快也要成为过去式。
提到这里，很多人恐怕又会以经济发达地区或毗邻城市的「农村」来论证农村的生活也可以非常优越——这就涉及到类广域市、滞后于经济变迁的行政区划建制。
我们应该思考：什么是城市，什么是乡村？钢筋混凝土的集合就是城市吗？一群人搬迁到楼房居住，就是完成城市化了吗？其实，在那些发达地区城市中或城市边缘的，名义上叫做xx村的，实质上早已不是小农经济为代表的自然经济为主的乡村，这些地区早就脱离了小农经济，实质上已经成为城市的一部分，或者是作为其他城市的卫星城的小城市。
美国人提出逆城市化概念时，所谓「逆城市化」的人群，去往的实际上就是这些卫星城镇和小城市，而不是经济意义上真正的乡村。有不少当时的影视作品流传至今，我们可以看到故事的背景往往是小城镇。这样的小城镇，在国内类广域市的行政区划中，往往直接从属于某个地市。因此在比较人口变动情况时，国内的地市与国外的城市往往无法直接对等，能对等的应是都会区层次。
城市化的本质是人的城市化，是伴随产的业转型发展的、从小农经济的农民转变为市民的过程，也是就业类型转变的过程。特定某个受教育者的就业类型发生了根本转变，农村、乡镇甚至中小城市都无法提供对应工作机会；大量的类似个体集合起来，就有了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带有感情色彩来说就是大量的背井离乡，这是小农社会转型现代社会过程中，必然会发生的。
明白了城市化的本质，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一些城市大量建楼却只能成为鬼城，为什么一些乡村大力搞基建却只能一步步走向无人村——这都是忽视了城市化的本质、违背了城市化的规律。并不是建了楼就是城市，并不是名为乡村就真的是乡村。问题的关键，依然在于人，在于人的就业类型。
讨论到这里，关于另一方面的「逃离中心城市」现象的答案就浮出水面了。
有一个基本现象，是不少人在大学毕业后发觉自己回到老家没有对应的岗位，这就是因为一些高质量的就业只分布在中心城市。所以，如果出现一些暂时现象使得就业质量降低，那么中心城市高企的生活成本将很快使得一些人逃离中心城市，并且越是高质量的就业、越是在高层次且生活成本高企的中心城市，这种效应就越是明显。
人口并不会无限制流向（大）城市地区，同样是因为高质量就业不可能无限制增长，而高企的生活成本将起到拦截作用。比如很多人热议的上海提高社保缴费基数一事，称一些人的工资收入都不如缴费基数高，缴费后就要捉襟见肘，这就是「长安米贵久居不易」的现代版本。
再多说几句户籍问题。是资源就会有分配方式，户籍制度本质上是非市场化的资源分配方式，所以即使户籍制度某一天正式退出历史舞台，资源也会换个分配方式（很可能是更加市场化的），并不会马上就按人头发放。种种因素使得人口流动受限，人口不可能都分布在层次最高的城市中，这也是「为什么纽约没有户籍制度却没有被挤爆」的答案。
中国已经不可能再回到小农社会，不具备比较优势、不便于发挥规模效应的乡村地区没有任何条件承载经济发展与就业，阶段性的农村户籍拆迁红利期也行将结束，所以中国人理解的「逆城市化」是个伪命题。
但是，因为就业质量降低而形成的「逃离中心城市」现象是有可能会发生的，从今年春节以来一系列关于县城见闻的话题就可以看出一二——发现了吗？所谓「逃离」的终点也并不是国人喊了多年「逆城市化」的乡村，正是小城镇的典型代表——县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