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世纪初，世界大都会长安，丧失了中国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的地位，开始沦为一个区域性城市。
在之后的历史中，这一中心地位再也没能得以重建。
国都作为朝廷的所在地，是整个王朝的核心所在。所以，国都的选址必须极具战略高度。
自然环境因素，也是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
历史上，黄河流域有3000多年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里孕育了河湟文化、河洛文化、关中文化、齐鲁文化等。
关中地区，是黄河最大支流渭河的下游冲积平原。
自古以来，关中地区土地肥沃，物产富饶，河流众多，森林茂密，气候较为怡人。
数十万年前的蓝田人和大荔人就生活于此。
关中地区是我国农耕文明的发祥地，形成了最早的农耕、房屋建筑、织布、制陶等生产技术，甚至最早的文字也诞生于关中。
关中平原是当之无愧的中华文明摇篮，也是整个亚洲最重要的人类起源地和史前文化中心之一。
这一切，都要得益于关中地区优越的自然环境。
对于一个王朝来说，国都的所在地，必须拥有严密的防御体系。
冷兵器时代，兵家都讲究拒地理之险，不仅要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守土之能，更要有进可攻、退可守的攻城之利。
关中之所以叫「关中」，就是因其位于四关之内。
东有潼关、函谷关，西据散关，南拥武关，北坐萧关，形成一个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特殊有利地位。
关中又有秦岭、黄河等山河屏障。
所以，战国时，关中地区就有「四塞之国」的说法。
关中四面都有天然地形屏障，易守难攻，是一个极具政治、军事、经济意义的优良地区。
西汉初，刘邦在定都关中和洛阳之间犹豫不决。
娄敬劝告刘邦定都关中，并对关中的地理形势，以及关中与当时汉王朝的政治、经济的密切关系，作了深刻阐述。
张良也发表了精辟的论述：
「关中左淆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湾维天下，酉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
最终，刘邦听从娄敬的建议，定都关中。
正是关中地区这种优越的自然环境，以及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得从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以来，先后有13个王朝建都于此，历经1500多年。
之所以选择长安（今西安）作为都城，也是得益于长安的地理位置和地貌特征。
首先，长安地处关中中部。
在微观地貌上，长安位于泾渭之交的渭北塬区，以及与之相对的渭水南岸，更是一块地势开阔的小平原，东西长达百里。
同时，长安有渭、泾、沣、涝、潏、滈、浐、灞等八水环绕，是建立都城的理想之地。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国都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必定会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
在生产力落后的古代，影响经济的主要因素有两个：自然资源与交通条件。
秦汉时期，关中地区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
司马迁曾评价：「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也就是说，当时关中地区的耕地占了全国的三分之一，人口占全国的30%，财富占全国的60%。
关中地区地形平坦，土地面积广阔，风调雨顺。
关中地区是温带季风气候，夏季高温多雨，雨热同期，靠近渭河，灌溉便利。河流两岸，土层深厚肥沃，农业发达。
长安作为国都，最初关中的粮食足以能满足都城的需求。
西汉初期，长安城每年只需要几十万石粮食。
汉武帝时期，随着长安城人口的增加，以及对匈奴的频繁的战争，加上对西域的经营，都需要大批粮食。
此时长安城，每年所需的粮食剧增到600多万石。
这一时期，关中地区修建了白渠、成国渠、灵轵渠、龙首渠等水利工程，以增加粮食产量。
然而，关中的粮食产量仍无法满足长安城的需求，必须从关东地区征收粮食调运到长安。
关中地区虽然在地理上存在天然的山川屏障，在战略上易守难攻。但是和经济相关的漕运，却是关中地区的短板。
当时，想把关东地区以及南方的粮食运到京师长安，唯有两条路。
一是溯长江而上，转以汉水，再陆运至京师。
然而，这条运输线路过长，而且中途多次折转，故只能作为辅助性运输线。
另外一条运输线，是借助于自然河道航运，采用木帆船逆黄河而上，进入渭河水道，再西运至长安城。
这条漕运路线的砥柱山三门峡段，运输十分艰难，经常会发生舟覆粮溺的惨剧。
关中渭河的航运，始于春秋。
秦、汉两代，咸阳和长安先后成为渭河运输关东漕粮的终点。
西汉时，关东运来的粮食，可直达长安城下。
但是，渭河的运力非常差，不但水浅、沙深，不能走大船，而且河道蜿蜒曲折。
从长安到黄河，直线距离不过150多公里，而当时渭河航行路线却长达450多公里。
还存在一个问题，渭河的通航时间短。每到冬天，渭河冰封，漕运停航。
所以，渭河全年通航时间只可以维持六个月。
为了解决漕运的问题，汉武帝命水工徐伯等人，督率数万人，用三年时间修成了以灞水为源，与渭河平行，东通黄河，长达三百里的漕渠。
漕渠修成后，不仅使漕运时间缩短了一半，而且使沿渠万余顷土地得灌溉。
之后，又引昆明池水与漕渠相接，使得关东地区和长安间的漕运更加便利。
经过千年的发展和开发，关中地区能够养育的人口，早已达到饱和的状态，但人口仍在不断地繁衍增长。
随着朝代更迭，新的王朝大兴土木，砍伐树木，以至关中的自然环境越来越差，水土流失，植被覆盖率迅速下降。
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河流的水量大为减少，乃至干涸，水土流失也十分严重。
这就造成了恶性循环，一方面人越来越多，需要的树木土地越来越多；一方面环境的破坏，导致所能承载的人口上限越来越少。
这种情况下，关中地区的自然环境优势逐渐丧失。
环境的破坏，也对漕运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渭河及其支流的水土流失日益严重，河水含沙量过大，河床淤积过深，已不利行船。
汉武帝时期开凿的漕渠，在北魏时因淤塞干涸，彻底被废弃。
环境的破坏，也造成了自然灾害频发。
据史料记载，整个唐朝不到300年的历史中，共有240个年头发生过水、旱、蝗等自然灾害。
自然环境的恶化，带来的是关中地区粮食的紧缺，即使在丰收之年，长安城的粮食依然不够吃。
为了保证都城长安的粮食安全，朝廷开始大兴水运，重新开凿了漕渠，从东南运粮到长安。
这次开凿漕渠的目的，不是为缩短航程，而是为运输通畅，这便是广通渠。
唐朝中期，安史之乱后，我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南移。
其后一百余年，唐长安经历了无数次战祸，变得满目疮痍。
这一时期，漕渠一度阻塞，漕粮只得通过渭河运输，有时不得不边挖沙边行船，其艰难程度非同一般。
随着经济中心的逐渐南移，关中漕渠的重要性也不断上升。
直到漕运的运输成本不足以使关中成为政治中心，关中漕渠的历史也就随之戛然而止。
长安城供给线的中断，使得长安无法承载过多的人口。
换言之，这一状况，使得定都长安的成本大幅提高。
首先，需要动用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疏浚渭河或重挖运河。
唐以后，没有发现有关运输船只行驶于渭河、漕渠的记载，仅有小舟摆渡，恐怕是渭河水流细小，难以行船了。
唐末，北方的战乱使得大量人口南迁。南方的人口，在历史上第一次超过了北方。
中国的政治格局，也随着人口分布的改变而发生了巨大变化。
关中地区和南方地区被被山川河流重重阻隔，如果定都关中，朝廷对于人口众多的南方将毫无掌控力。
因此，在南北向的政治格局下，关中掌控全局的战略优势，也随之消失殆尽。
五代时期，战乱频仍，在短短57年的时间里，中国北方经历了五次王朝更迭。
在五个王朝中，地处关中的长安，仅仅作为后唐的陪都西京而短暂的成为国都。
这一时期，中原的各个主要军事集团都处于关东地区。
他们互相征战，根本无力、也无暇考虑迁都甚至重建长安。
北宋时期，西边西夏国崛起，控制了今天甘肃和宁夏地区。
由于西夏和北宋常年战争，北宋对西夏进行长期的经济封锁，直接导致丝绸之路的中断。
北宋动用全国之力，也没能消灭西夏，未能打通丝绸之路。
于是，北宋不得不把经济发展模式，从传统的丝绸之路转向海洋贸易，关中地区的重要性大为降低。
另一方面，北宋都城开封，经过五代时期四个王朝的经营，已经初具规模。
开封虽无有利的地理屏障，但其处于平原之地，交通漕运更加便利。因此，无需花费高昂的成本，在长安或洛阳重建一个都城。
金、元作为一个崛起于东北和漠北的少数民族政权，其都城自然偏北。
关中地区与北方的交通也算不上便利，所以金、元自然不会考虑建都关中。
明太祖朱元璋非常重视地处关中西安的地位，他不但把自己的次子朱樉封到西安为秦王，还曾一度考虑迁都西安。
因此，朱元璋曾派太子朱标考察关中。
随着朱标的去世，朱元璋的迁都之议也最终搁置。
明太祖朱元璋在为太子朱标写的祭文中透露：「本欲迁都，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初定，不欲劳民。」
关中长安，又一次失去成为国都的机会。
纵观中国历史，以长安为代表的关中地区，在一千五百多年的时间里，都是国家的政治中心。
特别是强汉与盛唐，曾给予过这里无上的荣耀。
唐以后，随着关中自然环境不可逆转，交通条件的先天不利，以及经济中心的南移。
再加上中国人口布局以及政治格局的改变，使得以长安城为代表的关中地区，最终丧失了其全国政治中心的地位，仅仅作为一个地方政治中心存在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