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你首先得定義什麽叫「真正意義上的創新。」
並且你得列舉很多「非真意義上的創新」，或者說假創新，然後回過頭來論證ai為什麽不是一個假創新。
那我做一點基礎工作。
首先我們的確可以列舉大量虛假意義的創新，比如促使朱克伯格改公司名字為meta的那個概念。比如今年上半年一直很火爆的xx經濟。比如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的大量泡沫概念，比如某個忽悠了大量投資的，打著「一滴血防癌」旗號圈錢的明星初創公司。
窮舉完這些非真，我們大概會有一個具體印象，就是金融危機以來的「非真創新」是越來越多的。
然後我們再來窮舉一下毫無爭議的「真創新」，我們時代的真創新其實就是兩個東西，第一個是互聯網，第二個是智能電話。其他都是不足以對經濟有決定性拉動作用的，換句話說，是可以和普通人無關的，但是互聯網和智能電話你必須用，你躲不開，這東西沒有階級之分。也就是說，冷戰結束之後對經濟的兩次強勢拉動的節點實際上你是可以算出來的，一個是兩千年前後的互聯網經濟，一個是金融危機前後的手機互聯網經濟，這兩個東西是毫無爭議的創新。
「真創新」是要能夠拉低經濟執行的成本的。互聯網和智能電話本質上，是增加了商品和服務的供給。
於是我們進一步抽象「創新」這個概念，首先是一種新的基礎設施（芯片，電腦，寬頻和移動基站），是物質的。然後是這種物質最佳化了人類社會的執行，依托於這種物質，生長出了新的經濟形態，惠及了更多人群——到這一步是社會組織層面的，那麽，就自然會有新的意識形態——這是哲學層面的，最後，會有新的政治生態，這是上層建築的。
創新本質就是這麽回事。抽象到這裏，互聯網和智能電話的地位也就是歷史上那些類似的，改變了人類社會的基礎設施的地位。
創新要讓更多的人找到工作。把更多的邊緣人口拉入到經濟共同體之內。從最古老的創新，「語言」來說，這個東西極大的擴張了人類社會的組織規模。下一步的創新「文字」將第一次以影像為手段，把超大社會的心理認同固定下來，兩個相隔萬裏的人開始靠著一套符號系統彼此交談。
到了熊彼特的年代，創新第一次有了經濟學上的意義。被看作繁榮，和平的保障。
於是金融危機以來的「假創新」也就越來越多了。金融危機爆發後，意識到現存經濟金融體系存在巨大漏洞的同時，祈禱創新帶來新的繁榮，反而就成為了一種可以被人利用的情感了。這種情感是一種恐懼，是一種「繁花落盡」的戰栗，邀我答題的梁總一定很懂這種感受，要不然他也不會天天研究中國人口的不可持續發展了。
但是，能夠因為中國人口的懸崖跌落，就去指望人工智能來挽救繁榮嗎？
我們回到互聯網和智能電話本身，回到物質本身，這兩種東西，是一種全新的基礎設施，在互聯網沒有發明的年代，電報是非常昂貴的，普通人用不起的資訊設施，甚至電話費都是不便宜的，人類社會主要的資訊交流渠道和宋朝是沒有區別的，就是靠寫信。互聯網之所以是一種創新，是因為他把資訊這個東西第一次廉價的位元化了，他把人類的情感搬到了電流裏，我們從在泥板上寫字的年代，到在紙上寫字的年代，最終進入了在網上寫字的年代，這意味著，「創新」極大可能是一次物質領域的飛躍，你首先要有能夠顯示文字的電子螢幕，要有能夠處理文字的芯片和程式，要有能夠輸入文字的鍵盤，這些東西和傳統意義上的筆和紙張沒有任何相似之處。
但是這種級別的創新帶來的繁榮究竟持續了多久呢？不過二十年。
這種創新暴露出的人類社會發展遠遠落後於技術發展的時間是多久呢？不過十年。
金融危機的時代，華爾街仍然使用著十九世紀的規則，美國的選票仍然是需要手動填寫和郵寄的，政治規則甚至是十八世紀的。
因為金融，政治體制的不適應引發的危機，能夠指望走出這次危機的辦法是新的物質創新嗎？如果再有一次類似互聯網的創新，那麽現行的政治體制又會體現出何等烈度的不匹配呢？
政治制度落後於物質發展而引發的問題，只能由政治制度的革新來解決。
人口斷崖式下跌引發的問題，只能由人口的恢復來解決。
這就是抽象完「創新」這個東西後，我的一些結論，這些結論實際上是一種常識。
談完創新我再談一談ai.
ai是一種新技術，這是毫無疑問的，我會腳踏實地的思考這個東西有哪些軍事用途，有哪些商業價值，能夠搞哪些新基建，在什麽地方搞比較合適，歡迎有想法有資源的人私信我，但是我不會去思考他對人類社會的意義。
造紙術締造的偉大時代，那是隋朝人需要思考的事情，不是剛剛發明造紙術的人需要思考的事情。剛剛發明造紙術的那代人第一要和竹簡利益集團做鬥爭，試圖把公文從竹簡搬到紙上（這個工作是東晉中期才完成的），第二要和整體構建在竹簡這一物質基礎上的經濟結構和政治規則做鬥爭，要被迫去承擔三公九卿制度和造紙術經濟完全不匹配的痛苦，並且要直面這種痛苦，給出自己的解決方案。
我是十年前就聽過梁總的人口學演講的，我的憂患意識，整體的人生觀，世界觀，方法論，很大程度上來自梁總那批學人對中國人口的洞察，在此我表示由衷的謝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