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霸王別姬】不論是小說還是改編的電影，都挺好的，是對中國戲劇文化的一種展示，也是對戲劇中人的一種展示，讓大眾看到了戲劇發展的一個側影，感受到戲劇人的艱辛。
改編自香港作家李碧華出版於1985年的小說【霸王別姬】，上映於1993年的電影【霸王別姬】，今天看來，依然是一部優秀的經典電影。這部影片有著龐大的演出陣容，導演陳凱歌，主演張國榮、鞏俐、張豐毅、葛優、蔣雯麗、馮遠征等，這些娛樂圈的知名人物的參演使影片很有影響力，影片內容所展現的不同時代背景下的京劇文化和京劇演員的多重性格也使影片很有吸重力。
「霸王別姬」這個歷史典故出自【史記】，我們都很熟悉，中學語文課和歷史課都曾學習過。楚漢相爭，楚霸王項羽被劉邦的士兵圍困在垓下；十面埋伏之際，項羽和虞姬飲酒悲歌，吟唱出【垓下歌】：「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虞姬舞劍自刎，項羽也自刎烏江。多年來，【霸王別姬】一直是傳統國粹京劇的有名劇目，很多名人都曾演出過【霸王別姬】，如京劇大師梅蘭芳先生。影片【霸王別姬】搬上熒幕後，很受觀眾歡迎，也榮獲了很多獎項。
大學時代，課堂上聽老師講解這部影片蘊含的歷史和優伶文化，也去專門看這部影片，只是看的不大懂；畢業後再看這部影片，對影片反映的特定時代歷史文化、戲劇文化、演員的多重矛盾心理性格似乎多了一些了解，姑且談談對影片的一些感悟。
其一，個人成功的艱難，要想人前顯貴，就得人後受罪。影片【霸王別姬】以一幕幕視角向觀眾展示了戲班訓練的殘酷，訓練的時候所有的感情都被隱藏，有的只是無情和冷漠，師傅毒打徒弟早已是司空見慣，那個社會和所有人都習以為常。程蝶衣和小樓成長為霸王別姬的名角，真的就是從小在殘酷的訓練中和挨打中一點點練出來的，挨了多少打、吃了多少苦、內心藏了多少辛酸，或許只有他們自己才說得清。
影片中，有一幕小賴子和蝶衣逃跑的情節，當他倆在戲院聽名角唱霸王，那轟動的場面和場景、名角備受尊崇的待遇讓他們淚流滿面，小賴子說這得挨多少打啊。影片中，小賴子看到師傅對蝶衣的毒打嚇怕了，自殺了；蝶衣在師傅的毒打中，堅強地生存了下來，成名了。我覺得影片【霸王別姬】中戲班的殘酷訓練，一方面固然是對人性尊嚴的踐踏和情感的扭曲；但另一方面似乎也反映出從古至今的一個道理，成功從來都不是簡簡單單，成功的背後有著很多艱辛的付出和努力。
其二，對京劇演員特別是旦角身份和多重性格的展現和文化思考。【霸王別姬】比較形象和細膩地展示了京劇演員的戲裏戲外的現實人生以及演員的成長經歷和心理矛盾問題。京劇中男演員會去扮演女性角色，虞姬這個女性角色為什麽非要男子演唱？這其實是一個很值得思考的文化問題。我覺得影片中程蝶衣這個人物形象有多層意義，特別是戲裏戲外他的性別身份的不自覺的轉型，深刻展示了人的性格的復雜。
程蝶衣的童年經驗很淒慘，貧苦的母親送他去戲班，狠心剁下他的六指；在戲班學戲，經歷的是師傅的毒打和環境的壓抑，小孩子最大的夢想可能就是像小賴子那樣，覺得能夠吃糖葫蘆就是願望。在程蝶衣和小賴子逃跑的那個情節中，當他倆在戲院聽名角唱霸王看到那轟動的場面和場景，看到名角備受尊崇的待遇時，他們淚流滿面，小賴子說這得挨多少打啊，程蝶衣似乎明白了學戲的目的，作為學戲的人，成名成角就是他們的人生追求。
真的成名後，程蝶衣是如此的入戲，也在環境壓力下，不自覺有了性格身份的悄然轉變。「我本是男兒郎，不是玉嬌娥。」「我本是玉嬌娥，不是男兒郎」。這簡單的台詞背後，是程蝶衣對自我身份的認同和轉變。男扮女裝，男性女性化，男子模仿女子的行為顯然在女子毫無社會地位的封建社會文化語境中是一種無法被認同的行為；所以在師傅一次次的打罵中，程蝶衣倔強地堅守自己的男子漢身份。
但是，在強大的外在環境壓力下，程蝶衣不得不完成身份的轉型，不是因為師傅的毒打，而是因為群體的壓力，像魯迅說的「無主名無意識的殺人團」。劇團的演出就是戲班的生命，關乎每個人的生存，在試唱時，當程蝶衣依然倔強地在唱思凡時說自己是男兒身時，馬上遭到了全戲班人的怨恨，眼看演出無望，憤怒的師兄小樓幾乎本能地用煙鍋搗進了蝶衣的嘴裏，似乎要毀掉他，罵他當初逃跑還回來幹嘛，也許是大家的怨恨，也許是他視為親人的師兄的絕情，也許是小樓的一句反問喚起了他心中的成名成角的欲望，是啊，逃跑了又跑回來，明知道是殘酷的毒打和折磨，但還是回來，不就是想學戲成名嗎，這是他改變命運的唯一途徑。程蝶衣在這些復雜的因素下，開始角色轉型，他化為女性角色在張公公府上的堂會演出大獲成功，也是他成為名角的轉折點。
蝶衣完成了身份轉變，認同於女性身份，他越來越入戲，對戲也有了深刻理解，在戲中忘掉了自我的男性身份，戲成了他的生命的精神支撐。但是，蝶衣對虞姬這個角色的高度認同和癡迷，使他沈迷於戲中，而且對霸王更加依戀，而小樓和他本就相依為命，難兄難弟似的，一塊練功，一塊挨打，小樓作為大師兄對他照顧有加，在那酷烈無情的單調生活中，這可能是他所獲得的最珍貴的情感，當麻木隱忍的師傅一次次毒打他們懲罰他們時，小樓的幫助顯然觸動了蝶衣的脆弱的情感。當他決定身份轉型並最終完成這個轉型，兄弟之情可能被他轉變成了相依相戀的不離不棄的從一而終的感情。事實上，張公公和四爺這兩個權勢人物對蝶衣的猥褻是否在另一個層面也引發了蝶衣對男性情感的一種認同。
但是小樓是一個現實感很強的凡夫俗子，唱戲就是為了成角，有錢然後去逛窯子，菊仙這個風塵女子出現了，那麽的突兀，他們要結婚了。影片開頭處，師傅對蝶衣的母親說都是下九流，誰看不起誰了。也許身份的自我定位和社會歧視，讓小樓和菊仙很快走到一起。小樓、菊仙、蝶衣他們三個人的感情糾葛也是戲裏戲外一個復雜的情感倫理問題。
其三，影片對特定時代背景下的社會生活的一種縮影反映。影片的敘事是線性時間敘事，重點描述了1924年、1937年、1945年、1949年、1966年這些特殊年份的社會生活片段，這半個多世紀的中華大地可謂是歷史沈浮，生活於其中的蕓蕓眾生也經歷著社會歷史的風雲詭譎，都不可避免地卷入歷史潮流中。影片在展現京劇文化和京劇演員的人生歷程時，也或多或少展現了特定歷史時代背景下，當時的一種社會現狀、社會文化和人們的一種生存狀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