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士祿（圖源：中國科學家博物館）
「我一輩子只做了兩件事：一是造核潛艇，一是建核電站。」 —— 彭士祿
彭士祿與孫女彭瑤簽訂的「合約」（圖源：中國科學家博物館）
這張童心盎然的「合約」是彭士祿與孫女彭瑤簽署的。雖已年屆75歲高齡，彭士祿仍堅守著高強度的科研工作，於是孫女便想出了這個妙招，「約定」爺爺適當減少每天的工作時長。
幸而，彭士祿退居二線時身體還硬朗，將大半輩子奉獻給祖國之後，在家人的陪伴之下，走完了人生的最後一段路……
姓百家姓 吃百家飯
我雖姓彭，但我永遠姓「百家姓」。
彭士祿的雙親都是革命烈士，他四歲時便成為孤兒，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甚至遭受國民黨的「追殺」，童年飽受磨難。在群眾的幫助下，他東躲西藏，被數十位「母親」照料。
8歲那年，彭士祿在當地紅軍隊長家中避難，不幸被舉報，與隊長的母親潘姑媽一同被捕。年幼的他在監獄裏連續一個月發高燒、抽搐、言語錯亂，這段痛苦的經歷也給他留下了終身的創傷。
1933年7月國民黨政府在【南山剿匪記】和【廣州日報】上刊登大幅小彭士祿入獄照，註有「共匪彭湃之子被我九師捕獲」等字樣（圖源：中國科學家博物館）
彭士祿出獄後的生活並未改善，他跟著一位嬸娘在街頭乞討、割草。直到十一歲再次被關進監獄，與潘姑媽重逢。
盡管黨組織全力營救，但出於對潘姑媽的擔憂，他選擇否認自己的身份，放棄了出獄的機會。
在這一刻，父母在他心中埋下的那顆「為國家奉獻、無私照顧百姓」的種子，已然悄悄發芽……
成為「祖國需要」的人
1940年之後，彭士祿與其他烈士的子女一起接受黨組織的安排，前往延安生活和學習。
在延安的日子裏，彭士祿積極求學，因為他認為不管怎麽努力都難以回報人民的恩情，只有透過學習，成為國家需要的人、為國家作出貢獻才是他唯一能做的。
1951年，彭士祿以優秀的成績考取蘇聯留學生的名額。在蘇聯期間，他勤奮學習，渴望早日學成歸國，最終在莫斯科化工機械學院以全優的成績榮膺「優秀化工機械工程師」證書。
1958年2月彭士祿在莫斯科動力學院結業證（圖源：中國科學家博物館）
回國前夕，彭士祿被邀請到中國駐蘇大使館，也是因為這次談話，彭士祿的人生軌域再度出現了轉折。
談話過程中，陳賡告訴他：「中央已決定選一批留學生改行學原子能核動力專業」，並詢問他「是否願意改行？」，彭士祿絲毫沒有猶豫地說： 「我當然願意，只要祖國需要!」
因此，彭士祿人生當中的「第一個夫人」，就這樣與他結下了緣分……
彭士祿（第四排右二）與莫斯科動力學院裝置專業中國留學生合影（圖源：中國科學家博物館）
一生中的「三個夫人」
「我有三位夫人，第一位是核動力，第二位是煙酒茶，第三位則是小瑪莎」， 這是彭士祿常用來調侃自己的一句話，也是他最真實的生活寫照。
在莫斯科期間，他「改行」學習核動力後，為了不辜負國家的栽培和期望，與其他留學生一起爭分奪秒的學習，「從來沒有在12點前就寢過」成了他們留學期間的家常便飯。只因要學習的內容實在太多了，加上想早日學成歸國，使他們對知識的渴望達到了頂峰。
直到1958年，彭士祿終於帶著他的「知識」回到了他晝思夜想的祖國。
彭士祿歸國帶回的俄文手稿（圖源：中國科學家博物館）
核潛艇上的一枚「螺絲釘」
「核潛艇，一萬年也要搞出來！」
在中蘇關系惡化後，毛主席說了這麽一句如雷貫耳的話。
彭士祿回國時，恰逢中國核潛艇研發專案重新開機。他應命前往北京原子能研究所核動力研究室擔任副主任，負責核潛艇動力裝置的論證和主要器材的前期開發。
1965年，「爭氣彈」成功爆炸後，他率領數百人團隊，前往四川深山，開始建設中國首座潛艇核動力陸上模式堆試驗基地。
彭士祿回憶道：「困難時期，我們都是吃著窩窩頭搞核潛艇。那時沒有電腦就拉計算尺、敲算盤，那麽多的數據就是沒日沒夜算出來的。」
在經歷了無數個日夜不見陽光的日子後，終於在1970年8月30日，中國第一台核潛艇的主機功率達到滿載。團隊歡呼慶祝時，唯獨不見彭士祿，原來他已連續五天五夜沒有好好睡過覺了……
1974年8月1日，在團隊的努力下， 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五個有核潛艇的國家。 盡管彭士祿為祖國做出巨大貢獻，他仍謙稱自己只是「核潛艇上的一枚螺絲釘」。
彭士祿在核潛艇前（圖源：中國科學家博物館）
在核潛艇研制成功後，彭士祿仍然活躍在中國核能建設領域。
年近六旬的他再次受命，擔任大亞灣核電站籌建的總指揮和秦山二期核電廠董事長，繼續拓墾中國的核能領域。
1986—1996年，彭士祿核電站建設的工作記錄（圖源：中國科學家博物館）
「我一生做的工作，雖滄海一滴，但就是要為人民做奉獻，默默地自強不息地去耕耘，開荒，鋪路」。 ——彭士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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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陳曉蓓（實習）
責任編輯 | 趙青雲
營運編輯 | 趙青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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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中國科學家博物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