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花了幾個鐘頭研究了一下總包稅所的案件，感覺之前各位的說法，也包括我自己的認識，都不太對。這更多是一個偶然事件。
首先，總包稅所作為舊制度的組成部份，在1791年被立法議會廢除了。既然被廢除，那就要對包稅所進行核算，把資產債務算清楚。所以立法議會就派人去調查。
調查了一年多也沒啥結果。包稅事務確實非常復雜，但遲遲沒有進展，當時人就懷疑是不是這些包稅人在拖延調查以保住自己來源不明的巨額財產，為此開噴的也不止馬拉一個人。這時候拉瓦節等包稅人並沒有受到什麽影響，因為當時的財政大臣是吉倫特派的克拉維埃（Étienne Clavière），這是個銀（tou）行（ji）家（shang），經常以權謀私挪用公款——這不奇怪，無論吉倫特還是雅各賓，財務沒問題的寥寥無幾。他沒有動包稅人的想法，在他的庇護下，包稅人直到1793年都馬照跑舞照跳。
1793年初，一些之前被開除的總包稅所前雇員揭發包稅人有侵吞公款、弄虛作假等行為，國民公會決定增派人手推進調查。派去的議員叫安德烈 迪潘（André Dupin de Beaumont），因為他在總包稅所幹過，了解情況，帶他入行的就是拉瓦節的嶽父。他是個墻頭草，這時候吉倫特派勢大就跟著吉倫特派投票，所以對深挖總包稅所也沒有什麽動力。
直到1793年6月，吉倫特和雅各賓大決戰，雅各賓派獲勝，吉倫特的議員們要麽逃亡要麽被抓。然後吉倫特派死前反撲，把雅各賓的領袖之一馬拉給暗殺了。那位被派去調查包稅所的迪潘先生也趕快改換了陣營，投奔雅各賓派。
隨著吉倫特派倒台，包稅人的保護傘大大減弱。而雅各賓派剛執政就面對內外敵人交逼，國家還窮得叮當響，自然就對公認有錢的包稅人們越來越不客氣，之前對總包稅所的清查是做樣子，這時候就認真起來了。到了1793年年底，因為包稅人遲遲不交他們的賬務，國民公會終於決定逮捕這些包稅人。緊跟著就把他們的家抄了。
達摩克利斯之劍砍下來後，這位負責調查的迪潘先生也越來越傾向給包稅人們定罪。至於說是不是為了向新主人雅各賓派獻媚搞政治投機，那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對包稅人的審判從1794年開始，這恰好也是大革命最慘的時候。西邊旺代戰爭，革命黨和白軍互相圖圖極其血腥。巴黎三四月份政治鬥爭白熱化，馬拉的精神繼承者埃貝爾派、雅各賓裏的另一大勢力丹東派都上了斷頭台。內部財政一團糟只能搞最高限價，民怨沸騰，外有反法同盟從比利時到比利牛斯山的全線進攻。這種情況下革命法庭越來越激進，一開始只是為反革命設的特別法庭，慢慢地審判時間越來越短，審判範圍越來越大，罪名和刑罰卻越來越少——要麽無罪釋放，要麽叛國上斷頭台。
迪潘先生對包稅人的起訴發生在1794年5月。直到這時候，對包稅人的指控都是偷稅漏稅、在專賣煙草的時候摻了多少水、貪國庫的錢等等，基本上是財務問題。這個指控針對的是整個總包稅所，不是針對哪個人。起訴是按名單來的，名字曾經掛在總包稅所下面的包稅人，當時還活著的大概70個，有30人在1780年前結束包稅所，免於起訴，剩下40個人裏有3個證明自己無罪，也沒事，其他的就上革命法庭了。至於說具體指控是不是有疑點，包稅所是領導責任還是陰謀犯罪，拉瓦節本人又承擔了多少責任，說不清楚。
1794年5月是個啥情況我們剛才也說了：你上了革命法庭，那麽你一定有反對法國人民的陰謀，本來還能辯一辯的財務犯罪都變成叛國陰謀，那就只有斷頭台一條路了。
所以說，總包稅所這個案子和馬拉沒啥關系，馬拉死了半年才抓的人。與其指責馬拉，不如罵那位政治投機者安德烈迪潘，如果他能多等兩個月再起訴，等到熱月政變之後，仗也打贏了，恐怖統治也結束了，拉瓦節就保下來了。熱月之後迪潘先生再次改換門庭當熱月黨，把包稅人案件的鍋也甩給羅伯斯庇爾，但即便如此他也只說羅伯斯庇爾要抄了包稅人的家填補國庫，沒說一定要殺人。
仔細梳理一遍後，感覺我們的很多印象並不符合事實。馬拉或者其他人怨恨嫉妒的說法完全不成立，已如上述。甚至對包稅人恨意最大的巴黎底層群眾，也沒有在他們的死亡中起到什麽作用——包稅人好好地活過了革命頭四年，歷次民眾起義也沒人找他們麻煩。整個包稅人案件都是國民公會和總包稅所兩個國家機關之間的對抗，看不到民眾的影響。而且和普遍印象相反，舊制度的代表包稅人和革命者的代表吉倫特派並非勢不兩立，反而算同一個圈子。只有在1794年4月—7月，這個吉倫特已經被摧毀、而雅各賓也元氣大傷既亡未亡的時間段裏，包稅人才失去了所有庇護，上了斷頭台。如果從包稅人本身出發，那麽最佳策略反而是雅各賓專政後立刻積極配合審查，讓案件在1794年春天之前出結果，這樣的話可能免不了抄家，但絕不會沒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