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人被普遍容忍这事看起来难以理解，但其实古往今来的大多数历史时期这种情况都存在，而且社会在看待这类问题的时候往往是从制度层面着眼。
也就是说一种不道德的行为是否应该惩罚、是否应该谴责、要不要打翻在地然后踩上一万只脚，主要取决于这种行为对社会制度、风俗、伦理的危害程度。
比如说在允许纳妾的中国和日本，就对出轨采取比较严厉的态度。日本历史上早在镰仓时代，幕府就允许丈夫在「捉*在床」的情况下，对*夫「格杀勿论」。中国历史上也有类似条款。虽然后来的政府往往会采取很多错事对这种「格杀勿论」进行约束和规范，比如镰仓幕府后来就要求「如果非要杀*夫」「那么你不能只杀*夫一个，你得把出轨的太太也斩了」。还有「格杀勿论仅限捉*在床」，「如果*夫已经跑出屋子了，你追上去就不算捉*在床了」。但这种规范和约束只能说明，政府对「杀人」的容忍度比「通奸」更低。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情况下希望你尽可能不要斩杀对方。为此后来的幕府还推出了赔偿金制度，也就是说如果丈夫真的「捉*在床」，但准备法外施恩，饶了小子一命，那么幕府是鼓励丈夫收取「精神补偿金」的，还为补偿金制定了一个「建议价格」，确切的说是两个，「坂东」一个「上方」一个。上方的赔偿金比质实刚健的坂东便宜一半！不过即使是便宜一半的赔偿金，也相当于一个熟练工两到三年左右的工资，也就是说不吃不喝两年到三年才能还清这笔买命钱。
那为什么太平洋西岸对这种问题如此的严厉呢？因为中国和日本的社会在制度上允许纳妾。你明明可以把她娶回家去，却非要「妻不如妾，妾不如#、#不如偷」？那社会只能让你「偷不着！」毕竟制定法律的统治者是「纳妾」制度的受益方，却是「绿帽子问题」的受害方。越有权有势有钱、在法律制定方面越有发言权的人，妾越多、越监督不过来、越可能被人偷鸡摸狗。所以就要重拳出击，如果不是怕人人都敢在法律的框架之下随便「格杀勿论」，对这类问题的惩罚应该还会更重。你看从法律到私刑，从明正典刑到装竹笼沉塘，有多少对这类问题的惩罚方式？
那欧洲也是有权有势者制定法律，为什么他们就对这类问题宽容的多呢？因为欧洲的风俗禁止纳妾嘛。不但禁止离婚、欧洲的贵族还要求门当户对、还要求女方提供嫁妆、还禁止离婚。结果就是妻子在婚姻关系里是唯一的，制度上就不允许妾存在。因为妻子是唯一的，而且往往有嫁妆可以支配、有身份不亚于夫家的娘家人撑腰。所以妻子的从属性要低的多。只要本人不是太软弱，往往可以争取到平等的地位、至少也是女主人。
那你想想看，两个事实上和制度上都想差不大的男女，几乎没有自由恋爱的可能，为了家族的事业被迫结合在一起，而且没有退出机制，基本上就要跟一个自己没兴趣的人过一辈子，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婚姻承受了不能承受之重。
那如果两个互相没兴趣的男女，依据家长、君主、长官的意愿结合在一起，遵守了社会的制度和风俗、生下了合法继承人尽到了自己对家族的义务。在公开场合定期一起露面尽到了对社会的义务。
这时候你也是过来人，不好意思要求他们必须在私下也报仇忠诚么？所以社会伦理对他们私生活里到底怎么过、跟谁过其实就没那么严格，甚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如果制度本身非常宽松、那么伦理观就会变的严厉，反之亦然，如果制度本身严厉、伦理观就会变得宽松。因为社会里的每一个人、不分古今中外，其实都想生活下去、都想更愉快的生活下去，衣食温饱之余找点小乐子。
比如说在严厉的天主教的维也纳宫廷，不但不需纳妾、连离婚也是禁止的。鲁道夫皇太子想摆脱老爹给自己安排的比利时公主同时面对着老爹的父权、老爹的皇权、教会的教权、社会的伦理观这好几重困难。于是他给自己的脑袋来了一枪。
这时候当新的皇储斐迪南大公坚持要跟索菲结婚的时候，皇帝也不想让自己的继承人接二连三的上西天，所以他试探着问「你就不能让索菲做你的情人？」
反过来说北方新教各邦理论上允许离婚。如果皇帝坚持要离婚、那么教会是无法阻挠的。所以人们对君主的个人伦理状况就更在乎。威廉二世皇帝作为皇太孙1859年诞生，但是如果他父亲和他爷爷一样长寿，那他要到1922年才能继位。所以在做皇太孙期间，这位王子有很长一段放浪形骸的历史，还有些不能公开的私生子。但是1888年他父亲意外的早死之后，他马上花钱搞定了所有的丑闻，老老实实的去当皇帝了。
这就是天主教与新教制度不同导致的伦理差异。
那从这个角度说法国一直是一个严厉的天主教国家，在天主教法国想离婚？有个意大利美食节目里的笑话说「如果一个妻子做饭公认的难吃，那他老公杀妻都有机会轻判！因为杀妻是那个可怜男人摆脱妻子的唯一办法。」
而且这个道理不是只对%%无情的男人有效，对女人也是一样，我记得有个公爵夫人曾经愤怒的说「我要跟我老公决斗！」因为公爵大人过于放飞自我已经胖到需要在餐桌上专门为他的肚子做一个支撑的地步了。于是瘸子塔列朗说「您这样做不公平！公爵胖成那个样子谁都能打中！」
那如果天主教社会有一千多年严厉禁止纳妾、离婚的传统，同时婚姻在这个时代的社会里又是一种财产关系。只有有财产需要保护的人才会去结婚。只有有权有势的人才会去结婚。那么大家睁眼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情况就会更多。
同时法国又是欧洲比较早的建立起绝对君主制的国家。法国国王为了强化自己的权利，把大大小小的贵族都聚集在自己的宫廷里。然后这都是一帮有权有势、需要结婚的人，也都是一帮在结婚尽义务之外没有什么理由约束自己的人。
于是早在15世纪法国国王就已经开始在拥有一个非常初步的宫廷之余，拥有了人人知名的「国王的情妇」！这种传统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变本加厉。弗朗索瓦一世曾经躲在情人的壁炉里被后来的人淋了一身「水」，他还赐给他的情人土地和城堡，然后亨利二世的情人在宫廷里表现的比王后还要趾高气扬。
瓦卢瓦王朝这种「风流豪侠」之风，刚好符合波旁王朝的胃口。伟大的亨利四世和他父亲安托万一样是个管不住自己下半身的人。整个波旁王朝的国王可能只有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六是老实的，当然前者是假老实、后者可能是真老实本分。
同时波旁王朝时代宫廷达到了自己辉煌的巅峰。路易十四的情人们、私生子们，曾经激起了圣西门公爵的愤怒，但他也只敢私下抱怨、讽刺挖苦。而这距离【茶花女】的时代还有一百多年。
到大革命时期，革命的本意是跟腐朽的贵族划清界限，但事实上贵族的伦理观形成的几个要素，婚姻是财产关系、结婚双方有权有势而且实力相近（这导致丈夫不能像奥斯曼人那样把妻子锁在后房里）、天主教不允许离婚、更不允许纳妾，其实一样都没有改变！
所以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在情人问题上没有丝毫改变，如果说有什么变化，那就是恐怖时期带来的「人生如梦幻泡影」的无常感更加深入上层阶级的人心。人们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活到明天，于是就更加拼命的追求快乐！
【茶花女】初版在1848年，小仲马和那位著名交际花相识是在1842年。这个时代的法国是奥尔良王朝时期。它和复辟王朝有什么区别呢？
最大的区别是它可能是法国历史上仅有的一次「资产阶级专政」。路易菲利普一世是发自内心的想要当一个立宪君主，他要跟上时代的脚步、弭平革命的创伤。让法国重振自己的雄风，只不过不是通过战争而是通过经济繁荣和文化艺术。这也是为什么奥尔良王朝在十九世纪的法国如此受人怀念的原因。基本上除了少数白手起家的暴发户之外，大部分上层阶级都是或多或少的奥尔良派，哪怕奥尔良王朝已经垮台半个世纪了。连普鲁斯特都是奥尔良派！
这个时代的法国导致情人文化的基础一样不缺，路易菲利普是个道德的国王，但他也懂得包容，对别人的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比如他的首相梯也尔和自己的岳母、小姨子都有一腿这种事他就满不在乎。他的贵族院议员雨果跟女演员之间纯真的爱情，他也装看不见。只要不闹出丑闻，这位国王都可以装看不见。有些事就算闹的满城风雨，比如女扮男装的作家跟他的国民教育部「文化古迹总督察」来了一发，还觉得总督察阁下不太行！他除了哈哈大笑也没有什么反应。女作家又跟王朝的好朋友的儿子、王朝力推的诗人搞到一起，他也不在乎。
如果一定要找点什么不一样，那就是奥尔良王治下是一个铁路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的时代，舆论老师发挥作用，所以国王很喜欢他的作家们。同时铁路也吸引了大规模的投资，带来爆发性增长的利润。也引发了投机，导致证券交易所变得像过山车。
这是一个乍富乍贫的时代、传统的贵族的地位正在被铁路和工业的增长所抵消。他们当中胆小的不敢去投机，只敢抱着金光闪闪的金币说「看着这些我心里暖和！」而胆大的则可能一夜之间把传承百年、几百年的财产赔的精光。
另一些人则突然发财，一夜乍富。尽管人人都觉得他们品质败坏该上绞刑架，但他们却挥金如土，让所有人艳羡。
于是在这种榨生乍灭的富贵梦幻里，1840年代的巴黎成了一个巨大的舞台。
奥尔良王朝开始改造巴黎，道路被拓宽、街边修起了长凳，因为林荫道第一次成了一种值得你坐下来看的风景。煤气灯开始取代煤油灯照亮巴黎，巴黎真正成了名副其实的「光明之城」。当然这些市政工程也让很多人发家致富。比如加利马出版社老板加斯东加利马的爷爷，就是承包煤气灯工程发了家。让他儿子、加斯东的老爹一辈子不用去挣一分钱。
恐怖时期让整整一代巴黎上层阶级陷入癫狂。这种癫狂来自政治威胁，但这种政治威胁很快就过去了。1799年第一执政建立了稳定的政府。但奥尔良王朝的癫狂来自证券投机，大涨大跌的财富神话让一代上层阶级陷入持续不断的癫狂。
同样是乍生乍灭，1793年有人把你塞上断头台，1840年代你却只能自己跳塞纳河。巴尔扎克老师对此深有感触，他补充说「跳下去淹死了，市政府还会给捞尸的一笔赏钱，我活着却一文不值！」
这种孤独的冒险、没有硝烟的战争、失败了只能默默去跳河的绝望，比恐怖时期更令人疯狂！
于是无论是失败者的末路狂欢还是胜利者的及时行乐！1840年代的巴黎陷入狂欢，直到第二帝国把这一切制度化！第二帝国要求大家万事不要过分！应该开明但不能太开明、应该欢乐但不要太欢乐，应该克制自己但也别太为难自己。
但那是后话了！跟【茶花女】没有关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