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邀，
建議題主把問題改成：
宋朝和明朝都出現了資本主義的萌芽，假如沒有蒙元滿清，宋和明如何才能進入工業革命？
很多人提到宋明，總是無不惋惜的說，宋明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但是因為出現了蒙元滿清這樣的勢力消滅了宋明，導致其資本主義萌芽被扼殺，進而導致在滿清出現被工業國吊打的悲劇結局。
於是就會開始幻想，如果沒有蒙元滿清這樣的勢力入侵，宋也好，明也好，會進入資本主義社會，會開始工業化嗎？
答案是，會，但是難度極大，所遭遇的艱苦，所要要付出的血淚，和清末比不會好多少。
為什麽這麽說呢，
中華文明要工業革命最大的阻礙主要是三點：
1.歷史的巨大慣性；
2.士大夫階層對於社會的強力控制；
3.小農思想的影響，社會內部缺乏內在動機。
我們一個一個講：
首先是歷史的巨大慣性，
從秦始皇統一六國開始，華夏文明得到統一發展，
為了維持這個巨大國家的正常運作，
「穩定」就成為了統治者所看重的最最重要的要素，
那麽如何維持這樣的穩定呢？
於是出現了【管子】中的「士農工商」體系，
秦亡以後，漢朝吸取了秦亡的教訓，以黃老之術治國，後來漢武帝為了統一思想，聽取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把民眾以簡單的「士農工商」做出劃分，其中「士」一開始是大夫階級的門客家臣，到科舉制度產生以後，讀書與做官被緊密聯系在一起，這使得讀書人的地位越來越高。在這種情況下，士的概念也在發生改變，而士則專指士大夫與讀書人。就這樣，經過歷史的發展，逐漸成為統治階級中知識分子的統稱，成為「士農工商」的榜首。
因為「士」為統治階級，所以士的地位最高，而「農」為天下之本，畢竟民以食為天，如果沒有人耕種，天下就會陷入饑餓，所以一切的基礎都是建立在「有足夠的食物」這個前提下，畢竟做生意本身不會創造出什麽價值，而糧食確實農民辛苦耕種出來的，所以為了維持國家的穩定，統治者就會反復強調以農為本，工商業為末業。
而如果社會沒有發展，則這樣的體系就會一直持續下去，如果社會發展，此時社會的農業產出已經到達瓶頸，其產出已經無法養活天下百姓的時候，這時候會發生兩種結果，
一是大部份人沒飯吃，於是開始暴亂，暴亂的規模會逐漸加劇，出現大規模的暴亂起義，導致天下人口銳減，人口減少到農業產出可以承受的規模的時候，天下又會恢復安定穩定。
二是統治者尋求掠奪外族來供養本族人口，透過貿易或者搶掠的手段，來獲取足夠的財富與糧食養活本國人口，也就是俗稱的把矛盾轉移到國外。
而中華文明，在絕大部份情況下，只有第一種可以選擇，因為從地理的角度來說，周邊富裕的土地，都被中華文明所占據，而就算中華文明想透過第二種方法來轉移國內矛盾也做不到，因為周邊國家都是窮逼，正常人再窮也不會去和乞丐大打出手去搶吃的，首先打得過打不過另說，就算打過了，所搶到的也是非常有限，甚至還不如前期為了出去劫掠而準備的開銷來的大，變成了「虧本式搶劫」。
值得註意的是，在中華歷史上，也並不是沒有入侵他國打算拓展生存空間來試圖找出一片新土地的行為，但是大體上結局都是吃力不討好，最後以失敗而告終。
然後說說士大夫階層對於社會的強力控制；
從宋朝開始，隨著宋朝對於唐朝滅亡以及五代十國亂世的種種反思，宋太祖開始進行對武將集團的大力壓制，使得重文輕武的情況開始出現，並一度做大。
在皇帝的政治傾向以及支持下，文官集團與依附文官集團的特權而產生的士紳階層取得了完勝，逐漸形成了某種政治壟斷，而為了維持這種因為政治完勝而帶來的壟斷，這些集團開始進行抱團，逐漸形成了近乎壟斷的文官階層。
而文官階層為了維持自身的壟斷與因為壟斷而帶來特權地位，不惜對同胞下手，幹了很多打壓異己，賣國求榮的荒唐事。
但是更重要的，就是把輿論權，話語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裏，
並利用手上的這些權力重新改造了社會，
造成了一個個畸形或者說變態的價值觀與審美觀。
貞潔牌坊啊，婦女裹腳啊，這些先不談。
而最嚴重的就是把儒家思想曲解並進行神聖化的再次包裝。
把儒家思想從一個勸人自律，勸人上進有所作為，勸君主善待百姓，
主張「民貴君輕」，「得民心者的天下」的為讓華夏百姓實作大同之世理想而共同努力的，
一個主張「仁」與「義」學術思想，
包裝成了一個充滿教條的，僵化的，排他的，不容置疑的類似宗教一樣的存在。
而孔子他老人家在去世的千年後又被這些人從墳裏抓出來包裝成為了「神」。
既然孔子成為了「神」，孔子的後人自然就是「教皇」，而文官集團自然就成為了「教廷」。
於是在曲解中，儒家思想中的「民」，也不再指代那些普通百姓，而異化成了讀書人也就是士人階層。
於是就變成了「讀書人貴君輕」「得士人心者得天下」「君主與士大夫共治天下」這樣的社會潛規則。
於是封建君主與文官集團形成了一個極其接近政教合一觀念的國家。
而最大的受害者，百姓的利益卻一天不如一天，受到士紳老爺的苛責虐待不說，就算是被打壓欺淩的落魄的武將階級，也可以隨隨便便的欺壓百姓。
唐朝科舉考試有秀才、明經、俊士、進士、明法（法律）、明字、明算（數學）等多種科目，考試內容有時務策、帖經、雜文等。
宋朝進士、明經科目，考試內容有帖經、墨義和詩賦，王安石改革後，取消詩賦、帖經、墨義，專以經義、論、策取士。
唐也好，宋也好，起碼是從各個方面考察了這些士人的種種綜合能力，或者說是思維邏輯能力，總體而言，那是取材。
而到了明代開始的八股文取士，上述的風格發生了巨大的改變，
在八股取士中，應考者不能發揮個人見解，只能用「聖人之言」來考試，
因此能考上的，自然只有把聖人之言背的滾瓜爛熟的人。
因此，聖人之言，八股那一套就變成了正道，而其他的科目就變成了「雕蟲小技」或者「奇技淫巧」這種無關痛癢的存在。
有人說用「八股取士」來禁錮知識分子思想。考中做官的，很多成為皇帝的忠順奴仆。
這種說法有點片面，其實更多的是追求一種社會的穩定，
那麽這些人作為國家政治的壟斷者，會好好的治理國家嗎？
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很少有人能真正克制住自己的貪心，更何況是這些國家政治的壟斷者。
有道是「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
這些人面對唾手可得的財富貪得無厭，卻只會利用手上的權力去巧取豪奪。
對於從農業到手工業的一切生產活動，或者對於任何產業的商業經營，
全部都抱持著某種鄙夷與不屑的態度，認為這是下等人做的事情。
畢竟「萬官階下品，惟有讀書高。」
作為尊貴的讀書人只需要負責讀書，考試，然後做官就行了。
所以唯一被他們承認的「上進」之道，也只有讀書，然後做官。
退一步說，就算做不上官，只要能拿到功名，還是能獲得特權和財勢，
除此之外，其他所有的東西，都是歪門邪道，都是玩物喪誌，都是不務正業的「雜學」。
於是最可悲的地方出現了，
當時中國頭腦最聰明，或者說最有知識文化，又壟斷了國家權力的一群人。
在他們的世界裏，最值得學習的知識既不是科學與真理，也不是富國與強兵，更不是提高生產力；
而是僅限於讀經書，寫八股，考科舉，混個官，謀特權，
訓練自己如何成為合格的剝削者，如何成為一個朝廷柱石（社會蛀蟲）。
最終被他們聚斂起來的社會財富都被揮霍一空，或者作為藏銀留給後人，
而真正需要資金扶持的，可以富國興邦，獲取財富的農業、工業、商業統統被視做低賤，
同時又自恃為天朝上國，不屑於對外靠武力去獲得財富與土地。
這樣的社會如何有未來？
最聰明的人掌握國家權力，卻只想著壓榨與掠奪底層百姓，不想著發展與強國，
那麽不管是泥腿子出身的明朝也好，外來韃虜建立的清朝也好，亦或是李自成的大順，張獻忠的大西，還是什麽其他的封建君主。
只要還重用文官集團，就難逃出被「政教合一」的結果，被文官集團壟斷朝政的最終命運。
這樣的人所統治的國家，
怎麽可能會主動參與地理大發現？
怎麽可能會主動實作工業化？
最後談談小農思想的影響，社會內部缺乏內在動機。
正如前文所說，中華傳統這十八省的土地在東亞區域來說，可以說是非常肥沃了，只要是天時尚可，這十八省就可以出產足夠的糧食，讓百姓安居，社會安定，自給自足。
而相比之下的其他區域，從中原王朝的角度來看，就是沒用的土地，比如新疆的戈壁沙漠，西藏的世界之巔，蒙古的草原，東北的苦寒凍土，南部的瘴氣雨林等等。
如果要去開疆拓土，占領開發，則需要極大的人力物力財力，首先是不劃算，其次也會被官員稱為「勞民傷財」或者「窮兵黷武」而影響自己在歷史上的名聲。
所以，中央王朝的皇帝，除非是立誌開疆拓土，否則會視這些土地為無用的包袱，反而更傾向於讓當地統治者去統治他們自己民族，而向中央王朝稱臣納貢，形成朝貢體系。
從唐代開始，直到清朝，真正沒有做到完全占領並統治漢十八省的只有宋朝，也只有宋朝有這個動機去大搞海貿，因為傳統的士農工商體系已經無法為國家提供足夠的資金稅收。
所以哪怕是趙構這樣的皇帝也知道海貿的重要性，在【宋會要輯稿．職官44之20】載，他曾諭及臣僚說：「 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動以百萬計，豈不勝取之於民，朕所以留意於此，庶幾可以少寬民力爾。 」
而其他朝代，比如明朝搞禁海，朱元璋是不清楚海貿的重要嗎？不知道海貿賺的多嗎？
當然不是，而是在自給自足的小農思想的左右下，覺得中央王朝已經足夠富庶，犯不著去賺這個錢，而且封建王朝的海外統治能力虛弱，也就是海外區域中央王朝也無法管束，而一旦形成風氣，民眾都去海外發財，這樣肯在國內乖乖種地的人就少了，那麽當然會影響正常稅收。甚至影響國內百姓的生計，如果地都沒人種了，那麽糧食哪裏來？
如果站在今天人的角度，發展和東南亞的海貿，從東南亞那種稻米不值錢的地方運來就是了，不過明朝人哪有這樣的商業思維呢？更何況再說商人運來賣多少錢豈是朝廷好管理的，到時候運來的米更便宜，搞的谷賤傷農，農民不肯種地了怎麽辦？於是幹脆一刀切，片板不能下海，除了官方和朝貢，禁止一切海商出海交易。
有人說朱八八泥腿子出身，不懂金融，不懂海貿，只知道種地，搞出這樣奇葩的祖制，讓中國放棄了大海，錯過了地理大發現時代。
這個鍋真不能扣到朱八八頭上，之所以地理大發現起源於歐洲，是因為歐洲那些窮逼實在沒活路了，歐洲國家之間又各種卷，出於地圖邊緣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根本就卷不過法國和神羅這樣的強國，所以人家迫切要尋找印度和中國的新航路，然後乖乖做生意也好，去搶也好，總而言之要實作脫貧致富，所以人家大搞航海冒險。
但是就像前文所說，傳統漢地十八省，只要不出大災，只要天時尚可就能出產足夠的糧食讓中國實作自給自足。所以中國王朝沒有這個動機去搞地理大發現，也不必出去搶或者去開辟什麽新航路。
所以歐洲人透過地理大發現，入侵了全世界，汲取了大量財富與土地，而中國統治者安於現狀，安安心心的在漢地十八省過著自己的小日子就好。
既然這樣的話，中華為什麽要工業革命？或者說工業革命的動機是什麽？
現在大夥都知道，工業革命可以提升生產力，
從而使得國家強大，國民富足，
但是古人除非是親眼見過工業革命前後的對比，
否則他們是根本不會想到還有這種操作的。
所以，在這三條巨大阻礙的影響下，就算出現了資本主義的萌芽是很難開花結果的，
如果沒有蒙元滿清，宋和明在內部矛盾無法解決的情況下，確實有可能自主進行工業革命，
但是很難，畢竟改變觀念是非常困難的事情。
最後我架空幻想一下，宋和明如何才能進入工業革命？
首先，一定是存在一個始發地，
且始發地也一定是一個商貿中心的存在。
且離首都較遠，國家的統治力再此無法形成有效統治。
那就假設成16XX年的廣州好了。
由於後金入侵，與中原流寇興起，明朝的影響力已經無法直接對廣州進行遙控。
其次廣州的周邊存在反叛勢力，這些勢力對廣州城的富庶虎視眈眈，多次準備入侵廣州來幹票大的，廣州市民知道一旦放任這些賊人進城，則全城化作煉獄，於是全城百姓有錢出錢有力出力。
在賊人幾次攻城之後，廣州城的最高指揮官巡撫與總兵戰死，其他官員紛紛搭船跑路，於是廣州陷入無政府狀態，廣州幾個商業公會的商人的全部身家都在這裏，這些商人推舉出一個德高望重的人來領導廣州，於是米業公會首領郭老板當選，
郭老板當選之後，深知現在廣州雖然有點財力，但是兵少糧不足，於是郭老板一邊找來米業公會的同業商人去籌糧，一邊派人去澳門僱用外國傭兵前來參與城防。
但是不管是籌糧還是僱用士兵，都是要花大錢的，雖然目前廣州城的財力還算充足，但是因為城市陸運斷絕，城市需要發展海運，才能賺取銀兩，
在這樣的壓力下，郭老板請人聯系鄭芝龍，希望打通與鄭芝龍的廣州福建海上貿易路線，雖然鄭芝龍故意提高要價，但是想想自己還是有賺頭，於是郭老板答應了鄭芝龍，廣州與福建的商貿路線開始，
此時來到廣州跑船的歐洲海商抱怨，由於陸運斷絕，鄭芝龍霸占了福建海運，導致江浙的絲綢歐洲人弄不到，南洋的胡椒也運不到江浙，而郭老板因為和鄭芝龍有貿易關系，郭老板一口應承下來，包買了歐洲海商所有南洋的胡椒，運往江浙，又從江浙采買大量絲綢，於是廣州成為了南洋巨大的轉口貿易點，其貿易非常興盛，自然引起了當地官匪的眼紅。
朝廷的新來的巡撫與總兵接手了廣州的城防，開始隔三差五的像商人要好處，要城防費，而商人們也不是不知道這些費用裏有多少進入這些官員自己的腰包。而城外的叛軍知道了廣州越來越富庶，開始從湖南，江西，廣西等地方招募流民，試圖一鼓作氣拿下廣州。
而被商人們花了大錢養起來的朝廷軍被叛軍亂民一沖就散，反而商人們自己組織的團練與澳門雇來的僱用兵面對叛軍亂民發揮了不錯的抵擋效果。
於是商業公會一合計，這官軍如此糜爛，那我們為什麽要養他們，於是郭老板設計殺死了巡撫，又派團練包圍並殺死了總兵，廣州正式宣布自治。
宣布自治後，廣州城原生的文人宣布不予自治政府合作，除了拒絕支付守城費用，並各種使絆子拖後腿，仗著自己讀書人的特權在街上擺起破靴陣，指責商人公會都是賤民還妄想顛倒倫常，試圖以夷變夏。為了奪回統治權，這些讀書人進攻商業公會，更有甚者，叫嚷著要開啟城門放叛軍入城。
一開始商業公會的團練們也不敢拿這些老爺們怎麽樣，但是眼見這些人越發胡鬧，居然試圖放火燒毀商業公會，於是郭老板等人下令團練對這些讀書人舉起屠刀，不僅殺死了這些讀書人，這些人的產業一律沒收，產業裏的佃戶農奴一律編入鄉勇團練。
而面對有限的耕地與有限的人員，如果從土地中收獲更多的糧食，如果用有限的人員做更多的事情，成為自治政府這些老板們的研究課題，有人找來了古書【夢溪筆談】，從中選取了一些農業水利的技術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也有人找來西洋傳教士，買來了先進的槍炮，並教會匠人制作，提高了人員管理能力，增加了行政效率。
之後自治政府擊潰了外圍叛軍，把地盤擴張到了整個大灣區，為了增加勞動力與軍力，宣布廢除了賤籍，確立了所有人都要交稅的制度，面對不肯交稅的明朝讀書人，痛下殺手，殺的人頭滾滾。
故事到這裏就暫時結束了，如果這個自治政府要繼續發展壯大，那麽壓榨底層百姓，碾碎擋道的傳統讀書人勢必會更加具有普遍性，同時為了提高利益，勢必會火並鄭芝龍集團，面對中央政府與流民在中原的混戰，非但不會出手彈壓，反而會發揮其攪屎棍功能，把中原攪得生靈塗炭，中央朝廷才會越來越弱，也才會有越來越多的百姓「投向光明」，而這些無產無業的百姓，對於自治政府來說，僅僅是一個生產力單位而已。
那麽如此重視「效率」的政府，肯定不會錯過提高「效率」的機會，那麽工業革命自然會欣然接受，然後在壓榨本國百姓的同時，也會去壓榨周邊或海外的其他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