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酸棗之說，經楊守敬補充，後世支持的材料還真不少。其中【陳留誌】「 城內有韓王故宮闕 」、【水經註】「（酸棗故城） 南韓矣 」，都算比較可靠的材料。加之酸棗涉及到東孟事件，水經註斷言聶政死於酸棗城北，且當事人嚴仲子為「濮陽人」，事件中又有齊、衛出現，這些應該安排合理的解釋。所以，韓烈侯時都於酸棗的說法應該傾向於肯定。
【城冢記】說酸棗舊宮是「韓襄子所築」，南韓謚號「襄」的君主只有戰國中期的韓襄王，顯然不是他。古籍中「襄」「哀」是一組很常見易訛混字（見魏哀王、秦哀公、陳哀公、【老子】「抗兵相加哀者勝」等例），故【城冢記】所謂的韓襄子必定就是韓哀侯，這與後世【寰宇記】「韓哀侯即位，滅鄭，遂都酸棗」的說法是類似的。這種韓哀侯時才都酸棗的說法，可能是原始作者將前397年嚴遂、聶政、陽堅在東孟之會刺韓傀，兼中烈侯，許異蹴烈侯，使之佯死而免難之事，與前374年韓哀侯為韓山堅（即韓嚴）所刺混淆了。所以以為韓哀侯時由於滅鄭廣地，而得以東都酸棗。
二
宜陽之說，源自【呂覽】高誘註；陽翟之說，則最早見於班固【漢誌】，次見於高誘。
楊寬參考【紀年】、【世本】等材料後，傾向於認可高誘的記載，即韓武子都宜陽，景侯都陽翟。
綜合來看，形勢如下：
水經註記載宜陽時未提到曾為韓都，楊熊疏也未提到有古籍記載其事；記載陽翟時，徑采班【誌】說，楊則不太認可。另外，楊比較贊同王先謙的觀點，即在韓哀侯滅鄭以後，懿侯、昭侯時代可能一度自新鄭徙都陽翟。
今按，宜陽、陽翟作為韓都說，本質上僅見於【漢誌】、【呂覽】高註。戰國史料中，沒有直接記載這兩地曾為韓都的，史事方面，也沒有足夠跡象能反映武子都宜陽，景侯都陽翟。而且，更嚴厲的是，【紀年】「武子都平陽」、【世本】「景子居平陽」，這兩條來自更可靠史料的記載，直接沖擊了武子都宜陽，景侯都陽翟的說法。楊寬以「韓自先世貞子已居平陽，康子亦已居平陽，何待辭費？」為由，懷疑【紀年】的「平陽」字誤，這是不太合理的。【紀年】中記載商代君主的國都，就不厭其煩地一一記載多任君主居亳。另外，【宜陽記】、【水經註】等距戰國不太遠的早期輿地書中，不見這兩地有任何關於南韓的歷史遺跡，這也是不正常的。
值得一提的是，【項羽本紀】「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曲英傑據此以為韓確實在戰國晚期從新鄭遷都於陽翟，所以秦滅韓後置潁川郡，郡治陽翟而非新鄭。至於遷陽翟的「景侯」，他認為就是戰國中期的韓宣惠王。曲對於戰國史料的了解過於薄弱，大量史料可反映韓宣惠王之後，直到韓亡前，南韓一直都於鄭。另外，【項紀】所謂「因故都」，曲也是誤解了意思。項羽分封前，韓王成就都陽翟，【留侯世家】載「沛公乃令韓王成留守陽翟」，所以羽分封時，不遷徙南韓，仍讓韓成都陽翟，這才是「因故都」之義。曲說甚陋，不足取。
復按，景侯之子烈侯，【世本】作「武侯」。
【韓世家】載景侯世有「鄭圍我陽翟」事；而烈侯（武侯）世有「秦伐我宜陽，取六邑」事。宜陽撞上「武」，實在巧合。
因此，初步推測，有不明故事者，因見景侯時陽翟見圍，烈侯（武侯）時宜陽見伐，而臆測景侯都陽翟，武侯都宜陽。後班固采信「景侯都陽翟」說，但未細求景侯年世，而誤謂其事晚於哀侯都鄭，遂述「周末，韓景侯自新鄭徙此（陽翟）」（也可能班固絕對認可韓哀侯自平陽徙新鄭之說，故只能安排徙陽翟在徙新鄭之後，遂言「周末」）；高誘並采該說，然誤以景侯之子武侯為景侯之父武子，遂道「（康子）生武子，都宜陽。生景侯處，徙陽翟」。高誘直接認為昭侯是景侯子，可見其對韓君世系了解之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