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世紀初，世界大都會長安，喪失了中國政治中心、經濟中心、文化中心的地位，開始淪為一個區域性城市。
在之後的歷史中，這一中心地位再也沒能得以重建。
國都作為朝廷的所在地，是整個王朝的核心所在。所以，國都的選址必須極具戰略高度。
自然環境因素，也是必須考慮的重要因素之一。
歷史上，黃河流域有3000多年是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這裏孕育了河湟文化、河洛文化、關中文化、齊魯文化等。
關中地區，是黃河最大支流渭河的下遊沖積平原。
自古以來，關中地區土地肥沃，物產富饒，河流眾多，森林茂密，氣候較為怡人。
數十萬年前的藍田人和大荔人就生活於此。
關中地區是中國農耕文明的發祥地，形成了最早的農耕、房屋建築、織布、制陶等生產技術，甚至最早的文字也誕生於關中。
關中平原是當之無愧的中華文明搖籃，也是整個亞洲最重要的人類起源地和史前文化中心之一。
這一切，都要得益於關中地區優越的自然環境。
對於一個王朝來說，國都的所在地，必須擁有嚴密的防禦體系。
冷兵器時代，兵家都講究拒地理之險，不僅要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守土之能，更要有進可攻、退可守的攻城之利。
關中之所以叫「關中」，就是因其位於四關之內。
東有潼關、函谷關，西據散關，南擁武關，北坐蕭關，形成一個進可以攻，退可以守的特殊有利地位。
關中又有秦嶺、黃河等山河屏障。
所以，戰國時，關中地區就有「四塞之國」的說法。
關中四面都有天然地形屏障，易守難攻，是一個極具政治、軍事、經濟意義的優良地區。
西漢初，劉邦在定都關中和洛陽之間猶豫不決。
婁敬勸告劉邦定都關中，並對關中的地理形勢，以及關中與當時漢王朝的政治、經濟的密切關系，作了深刻闡述。
張良也發表了精辟的論述：
「關中左淆函，右隴蜀，沃野千裏，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灣維天下，酉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裏，天府之國也。」
最終，劉邦聽從婁敬的建議，定都關中。
正是關中地區這種優越的自然環境，以及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使得從公元前11世紀的西周以來，先後有13個王朝建都於此，歷經1500多年。
之所以選擇長安（今西安）作為都城，也是得益於長安的地理位置和地貌特征。
首先，長安地處關中中部。
在微觀地貌上，長安位於涇渭之交的渭北塬區，以及與之相對的渭水南岸，更是一塊地勢開闊的小平原，東西長達百裏。
同時，長安有渭、涇、灃、澇、潏、滈、浐、灞等八水環繞，是建立都城的理想之地。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國都作為全國的政治中心，必定會成為全國的經濟中心。
在生產力落後的古代，影響經濟的主要因素有兩個：自然資源與交通條件。
秦漢時期，關中地區是中國最富庶的地區。
司馬遷曾評價：「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也就是說，當時關中地區的耕地占了全國的三分之一，人口占全國的30%，財富占全國的60%。
關中地區地形平坦，土地面積廣闊，風調雨順。
關中地區是溫帶季風氣候，夏季高溫多雨，雨熱同期，靠近渭河，灌溉便利。河流兩岸，土層深厚肥沃，農業發達。
長安作為國都，最初關中的糧食足以能滿足都城的需求。
西漢初期，長安城每年只需要幾十萬石糧食。
漢武帝時期，隨著長安城人口的增加，以及對匈奴的頻繁的戰爭，加上對西域的經營，都需要大批糧食。
此時長安城，每年所需的糧食劇增到600多萬石。
這一時期，關中地區修建了白渠、成國渠、靈軹渠、龍首渠等水利工程，以增加糧食產量。
然而，關中的糧食產量仍無法滿足長安城的需求，必須從關東地區征收糧食調運到長安。
關中地區雖然在地理上存在天然的山川屏障，在戰略上易守難攻。但是和經濟相關的漕運，卻是關中地區的短板。
當時，想把關東地區以及南方的糧食運到京師長安，唯有兩條路。
一是溯長江而上，轉以漢水，再陸運至京師。
然而，這條運輸路線過長，而且中途多次折轉，故只能作為輔助性運輸線。
另外一條運輸線，是借助於自然河道航運，采用木帆船逆黃河而上，進入渭河水道，再西運至長安城。
這條漕運路線的砥柱山三門峽段，運輸十分艱難，經常會發生舟覆糧溺的慘劇。
關中渭河的航運，始於春秋。
秦、漢兩代，鹹陽和長安先後成為渭河運輸關東漕糧的終點。
西漢時，關東運來的糧食，可直達長安城下。
但是，渭河的運力非常差，不但水淺、沙深，不能走大船，而且河道蜿蜒曲折。
從長安到黃河，直線距離不過150多公裏，而當時渭河航行路線卻長達450多公裏。
還存在一個問題，渭河的通航時間短。每到冬天，渭河冰封，漕運停航。
所以，渭河全年通航時間只可以維持六個月。
為了解決漕運的問題，漢武帝命水工徐伯等人，督率數萬人，用三年時間修成了以灞水為源，與渭河平行，東通黃河，長達三百裏的漕渠。
漕渠修成後，不僅使漕運時間縮短了一半，而且使沿渠萬余頃土地得灌溉。
之後，又引昆明池水與漕渠相接，使得關東地區和長安間的漕運更加便利。
經過千年的發展和開發，關中地區能夠養育的人口，早已達到飽和的狀態，但人口仍在不斷地繁衍增長。
隨著朝代更叠，新的王朝大興土木，砍伐樹木，以至關中的自然環境越來越差，水土流失，植被覆蓋率迅速下降。
帶來的直接後果，就是河流的水量大為減少，乃至幹涸，水土流失也十分嚴重。
這就造成了惡性迴圈，一方面人越來越多，需要的樹木土地越來越多；一方面環境的破壞，導致所能承載的人口上限越來越少。
這種情況下，關中地區的自然環境優勢逐漸喪失。
環境的破壞，也對漕運造成了極大的影響。
渭河及其支流的水土流失日益嚴重，河水含沙量過大，河床淤積過深，已不利行船。
漢武帝時期開鑿的漕渠，在北魏時因淤塞幹涸，徹底被廢棄。
環境的破壞，也造成了自然災害頻發。
據史料記載，整個唐朝不到300年的歷史中，共有240個年頭發生過水、旱、蝗等自然災害。
自然環境的惡化，帶來的是關中地區糧食的緊缺，即使在豐收之年，長安城的糧食依然不夠吃。
為了保證都城長安的糧食安全，朝廷開始大興水運，重新開鑿了漕渠，從東南運糧到長安。
這次開鑿漕渠的目的，不是為縮短航程，而是為運輸通暢，這便是廣通渠。
唐朝中期，安史之亂後，中國的經濟重心開始南移。
其後一百余年，唐長安經歷了無數次戰禍，變得滿目瘡痍。
這一時期，漕渠一度阻塞，漕糧只得透過渭河運輸，有時不得不邊挖沙邊行船，其艱難程度非同一般。
隨著經濟中心的逐漸南移，關中漕渠的重要性也不斷上升。
直到漕運的運輸成本不足以使關中成為政治中心，關中漕渠的歷史也就隨之戛然而止。
長安城供給線的中斷，使得長安無法承載過多的人口。
換言之，這一狀況，使得定都長安的成本大幅提高。
首先，需要動用大量的人力、財力、物力疏浚渭河或重挖運河。
唐以後，沒有發現有關運輸船只行駛於渭河、漕渠的記載，僅有小舟擺渡，恐怕是渭河水流細小，難以行船了。
唐末，北方的戰亂使得大量人口南遷。南方的人口，在歷史上第一次超過了北方。
中國的政治格局，也隨著人口分布的改變而發生了巨大變化。
關中地區和南方地區被被山川河流重重阻隔，如果定都關中，朝廷對於人口眾多的南方將毫無掌控力。
因此，在南北向的政治格局下，關中掌控全域的戰略優勢，也隨之消失殆盡。
五代時期，戰亂頻仍，在短短57年的時間裏，中國北方經歷了五次王朝更叠。
在五個王朝中，地處關中的長安，僅僅作為後唐的陪都西京而短暫的成為國都。
這一時期，中原的各個主要軍事集團都處於關東地區。
他們互相征戰，根本無力、也無暇考慮遷都甚至重建長安。
北宋時期，西邊西夏國崛起，控制了今天甘肅和寧夏地區。
由於西夏和北宋常年戰爭，北宋對西夏進行長期的經濟封鎖，直接導致絲綢之路的中斷。
北宋動用全國之力，也沒能消滅西夏，未能打通絲綢之路。
於是，北宋不得不把經濟發展模式，從傳統的絲綢之路轉向海洋貿易，關中地區的重要性大為降低。
另一方面，北宋都城開封，經過五代時期四個王朝的經營，已經初具規模。
開封雖無有利的地理屏障，但其處於平原之地，交通漕運更加便利。因此，無需花費高昂的成本，在長安或洛陽重建一個都城。
金、元作為一個崛起於東北和漠北的少數民族政權，其都城自然偏北。
關中地區與北方的交通也算不上便利，所以金、元自然不會考慮建都關中。
明太祖朱元璋非常重視地處關中西安的地位，他不但把自己的次子朱樉封到西安為秦王，還曾一度考慮遷都西安。
因此，朱元璋曾派太子朱標考察關中。
隨著朱標的去世，朱元璋的遷都之議也最終擱置。
明太祖朱元璋在為太子朱標寫的祭文中透露：「本欲遷都，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初定，不欲勞民。」
關中長安，又一次失去成為國都的機會。
縱觀中國歷史，以長安為代表的關中地區，在一千五百多年的時間裏，都是國家的政治中心。
特別是強漢與盛唐，曾給予過這裏無上的榮耀。
唐以後，隨著關中自然環境不可逆轉，交通條件的先天不利，以及經濟中心的南移。
再加上中國人口布局以及政治格局的改變，使得以長安城為代表的關中地區，最終喪失了其全國政治中心的地位，僅僅作為一個地方政治中心存在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