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类型片的武侠电影，确实是死了。
最近几年大爆的电影里，有奇幻片、动作片、喜剧片、甚至有传说中已经没落许久的功夫片，但就是没有武侠片。最后一波具有影响力的武侠片，已经是六七年以前，王家卫【一代宗师】，徐皓峰【师父】以及侯孝贤【刺客聂隐娘】们。诶？它们好像都有一点艺术片的属性？没错，早在一〇年代，武侠片事实上就退出了热门类型片的行列，而成为一种相对小众的艺术品了。
但要说起来，武侠电影从商业导演的心头好转化成艺术导演的试验田，其实经历相当长的时间。所以个人觉得，并没有所谓死于哪部电影的说法。在这个过程里，如果非要说有什么重要的节点，我认为是【英雄】。张艺谋的那部开启了内地大片时代的【英雄】。
想当初，李安的【卧虎藏龙】斩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给已经拿腻了欧洲艺术电影奖项，急于向世界电影工业中心好莱坞证明自我的中国导演们指出了一条终南捷径：武侠。作为上个世纪最具本土特色，同时最具流行基础的文学符号之一，武侠小说及其衍生的影视作品，是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出色结合。它在表现现代个人主义观念的同时，又能坚守传统传统狭义精神；在吸收现代情节剧的套路的同事，又能在人物、细节上注入传统的色彩。很多人其实没搞清楚，武侠之所以能风靡华语世界数十年，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是现代的，又是古典的。而这一点，对西方的观众同样具有吸引力，因其现代，所以接受起来没有那么强的隔阂，因其古典，又能满足东方主义式的猎奇心态。
所以，张艺谋选择以武侠片开启属于中国的大片时代，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必然。中国的电影市场在极速扩张，中国的电影工业要走向世界。它面对现代社会的青年男女，以及西方世界的异域眼光。在这种情况下，武侠确实是最大公约数。但【英雄】一出，观众却惊讶地发现，此武侠非彼武侠。
我至今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看到无名对始皇帝说出最终遗言时那种强烈的不适感：刺了这一剑，很多人会死，而大王会活着。死去的人请大王记住，那最高的境界。
无名本是为杀秦王而来的，但到最后，他认同了秦王所谓的天下观，而放弃了刺杀。作为强权反抗者的侠客，在政治强权的逻辑里（秦国的天下逻辑和今天宣称普世价值的美国何其相似啊），放弃了抵抗。
这绝对是武侠电影史上惊心动魄的一次倒转。它完全颠倒了武侠世界的价值观。之前的武侠，无论你怎么写，怎么拍，都对政治强权持起码的厌弃、抵抗态度。这是基因里的东西：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不对强权说不，还是侠客吗？老百姓只会喜欢招安以前的梁山，对梁山的招安过程和结果津津乐道的，通常是政客。而整个【三侠五义】，最神采奕奕的，是那个敢于闹东京的白玉堂。金庸最具道德气息的【射雕英雄传】，英雄是郭靖，不是成吉思汗（和【英雄】恰成对比）。而到后期【笑傲江湖】和【鹿鼎记】里，他更是对各种政治权力的争夺者极尽嘲讽之能事。古龙武侠的世界压根就不想理政治，世俗的皇帝而在一剑西来，天外飞仙的叶孤城看来，不过插标卖首（串戏了，应该说是空气）。落实到武侠电影中，无论是胡金铨的文人心绪，张彻的热血豪情，还是徐克、程小东的浪漫幻想，都是以对于政治权力的抗拒为前提的：
沧海笑，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浪记今朝。苍天笑，纷纷世上潮谁负谁胜出天知晓。
江山笑，烟雨遥，涛浪淘尽红尘俗世知多少。清风笑，竟惹寂寥，豪情还剩了一襟晚照
苍生笑，不再寂寥，豪情仍在痴痴笑笑。
这首诞生于武侠类型片黄金时代的传世名曲，最明白不过地道出了武侠世界的真精神。侠客们当然可以为国为民，但不可以是朝廷的忠臣孝子。【新龙门客栈】的周淮安必须脱去他八十万禁军教头的身份，才是一个有趣的武侠世界的男主角（但他依然比不过光芒万丈的江湖侠客金镶玉和邱莫言）。侠客们当然可以除暴扬善，但不可以全然化身为秩序的化身。【射雕英雄传】的郭靖黄蓉为什么比【神雕侠侣】的郭靖黄蓉更让人喜爱，玄机就在此。
江湖就是江湖，它是庙堂之外中国人精神世界的休憩。明了这一点，就明白为什么上个世纪，最好的武侠小说和武侠电影会诞生在香港：因为那个时代的香港，拥有华人世界最为健全的市民精神。而市民精神，和政治强力，通常是猫和老鼠的关系。
明了了【英雄】对于武侠世界的倒转。也就明白为什么在【英雄】之后，那些多少照着相似思路拍摄的大片，比如冯小刚的【夜宴】，张艺谋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以及已经接近奇幻的陈凯歌【无极】，越来越偏向于宫廷政治斗争。在江湖认同了庙堂的逻辑的那一刻，江湖自身也就黯然失色。武侠的真精神，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已经消散。
所以，当王家卫和侯孝贤这两位电影大师，在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拍出两部非主流的武侠片时，一切显得那么有趣：
王家卫的【一代宗师】里，武侠时代成了怀旧的对象，就像【阿飞正传】、【花样年华】里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武林宗师们优雅地认着老规矩，然后在急剧变动的时代中沉默着凋零。
而侯孝贤的【刺客聂隐娘】里，武侠成了社会畸零人的自我指涉：一个人，没有同类。
这不是胡金铨、张彻、徐克、程小东、乃至王晶式的武侠，但我喜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