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有个城市，叫攀枝花。
但这个城市里的人，说的却不是西南官话，而是一种西南口音和东北口音杂糅的方言，整个城市，都带点东北口音。
比如说「干什么」这句话，在东北话中是「干啥」，在四川话中是「搞哪样」。而攀枝花人会说「干哪样」。
60年代「三线建设」，攀枝花市成立「特区」，1965年攀钢始建，十二万二千六百多人外省移民来到这里，其中最多的是辽宁人，近三万，加上吉林省的五千九百多人、黑龙江省的二千九百多人。东北籍的移民共有三万七千多人，虽然人数不占优势，但钢铁、煤矿、林业系统技术工人和领导干部多来自东北地区，子弟校老师也大多来自东北，普通人要学知识、技术，都要会点东北话，久而久之，这座四川「钢铁城市」，就都有了「东北腔」。
东北话，在三线建设时期，也叫「厂话」，顾名思义，就是厂里头的通用语言。那时候的工程师、技术工人、领导干部、教师，大多数也是东北人……没有别的原因，因为东北工业化比较早，普遍受教育水平高。
一位大西南的大三线二代子弟曾经感慨：「我们的厂上海人，湖北人，湖南人、山西人都有，当然最多的是东北人。全国各地的人汇集到一起，最后都被东北人赤化了。因为大家必须有一种语言为主，所以东北普通话成为主流，特别是厂子弟，打生下来学的话就是「厂话」。
「东北重工业基地,完成了支援全国三线建设最大任务量的时代重任,约向三线内迁企事业单位200个、人员100万、援建项目300个」。（【改革开放】期刊2018年第2期）。
建国初东北工业产值占全国85%，东北在80年代之前，累计支援全国150万人左右。很多大型企业都是从东北搬迁出去的，比如西飞、成飞、东汽、东电、二汽、攀钢、武钢等，总计是300多家。东北的高校也大都被拆分支援全国，就连改革开放中，也从东北大量抽调人才，支援特区建设。
2020年感动中国人物，那位共产党员、大山里的女校长张桂梅老师，也是东北辽宁人，17岁就到云南支边，一直战斗到现在。
解释一下，什么叫「三线建设」，建国初期，新中国70%的工业都分布在东北和沿海地区，这在当时严峻的国际军事环境下，这种布局是非常脆弱的，不利于我们的国土防御和建设发展。
举个例子，如果我们在北方和东南沿海遭遇强敌的夹击，我们工业产业链就会遭遇灭顶之灾。
于是最高决策者考虑到了这种最极端的状况，为了能够在东北、华东工业区相继失守、大片国土沦丧的极端情况，我们依然能够退守于高山大川，保存一个「微缩中国」，在四川和西南，部署全套独立完整、门类齐全、互相协调、实用实战的交通能源、基础工业及国防工业体系，保持我们的工业化进程不至于被彻底打断，就开始了「大三线」建设，把基础工业、技术人才向内陆、西南转移。
在1964年至1980年，贯穿三个五年计划的16年中，国家在属于三线地区的13个省和自治区的中西部投入了占同期全国基本建设总投资40%左右的2052.68亿元巨资；400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成千万人次的民工，在
「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
的号召下，打起背包，跋山涉水，来到祖国大西南、大西北的深山峡谷、大漠荒野，风餐露宿、肩扛人挑，用艰辛、血汗和生命，建起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
至今，内陆、西南地区，还享受着「三线建设」的遗产，比如说【李焕英】电影中讲的湖北襄樊。
1964年，湖北成为大小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之一。国家重点投资项目之多,居三线各省前列。湖北大三线主要完成武钢「双二百」综合生产能力配套工程、「二汽」、江汉油田和34家军工单位迁建及新建。
湖北小三线主要完成了以生产常规武器为主体的11家军工企业的建设，襄渝铁路、焦柳铁路、川汉公路以及武汉、襄樊等铁路枢纽也在这一时期建成。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是在我国第一大河——长江干流上修建的第一座大型水电工程。这项工程及永久设备全部由我国自行设计、施工、制作和安装。
而在「三线建设」中，东北作为「共和国的长子」、工业基地，向全中国输送了几代伟大的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那是在当年的「全国一盘棋」指导下，无偿建设他们心中的理想国。
只有社会主义中国，才会有这样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