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青岛约读书房 岳瀚老师
有人在网上评论道，【驴得水】是今年看过的最好看的电影。这样的评价并不道理。首先，影片的画面很干净，就很多单一镜头而言，都能够称得上一副画卷；其次，演员的表演很到位。脱胎于同名舞台剧，
使影片【驴得水】的人物表演保留了大量话剧成分。想必话剧表演的「实在性」，成就了观众的大呼过瘾；再次，就是故事的主题了。尽管影片中的故事发生在七十多年前，但观众仿佛一点都不感到陌生，甚至很多情节就（刚刚）发生在自己身边。最后，影片用历史反衬现实，更从一个深的层面挖掘出中国某些阶层的弱与恶，给人反思、令人警醒。
中国的乡村教育实践不是近些年才开始着手的事情。民国时期的「先生」，例如陶行知（1891—1946）
，就在1926年发表了【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并于次创办了至今仍然存在的晓庄学校；
而影片中裴魁山说的「四大病」——贫、愚、弱、私，正是由中国平民教育家、乡村建设家晏阳初（1890—1990）
所提。如今，中国的乡村教育、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乡村教育，仍存有很大问题：教师短缺、资金不足、适龄学童流失等，严重制约着乡村教育的发展。但更为致命的是，问题显而易见，但应该给予协助的人与机构视而不见。
影片充满了荒诞。荒诞能产生笑声，更会带来泪水，就像影片的宣传语所说，「讲个笑话，你可别哭」。「笑」，是影片前半部分的氛围。随着故事的推进，观众笑不出来了，一种「哭」的氛围缓缓而生。
影片中荒诞故事的产生，由一个错误而来。但很多时候，为了掩盖一个错误，更多更大的错误接踵而至。错误的始作俑者是小学的孙校长，在他的身上，观众可以捕捉到两类中国人的特质：知识分子与基层干部。作为育人的教师，孙校长无疑是称职的。为了国家的基层教育事业，扎根农村；为了将离开学校的适龄儿童劝回，也用心想出了办法。但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他的「用心」，是建筑在一件错误的事情之上，由此一来，结尾如何收场，就变得充满未知了。
但，孙校长为何会犯错？单就这个故事来说，原因就在于他是一校之长，需要考虑学校的「生死存亡」。不过，他忽视了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一切事情的开端，都不能是一个错误，即便这个错误与「正当理由」存在联系。否则，只能错上加错，最终自食其果。不过，还是回归到这个故事本身，难道孙校长不知道自己在犯错吗？也许，基层干部的「难处」，使他知错犯错。同时，我们也能揣测，孙校长有着足够的「自信」。他能言善辩，是察言观色的「高手」，更有着极强的应变能力……这的确是中国基层干部的「应有素质」，但在「素质」的另一面，则是丑陋、罪恶。
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心怀天下的一面，有处事圆滑的一面，也有骨气丧尽的一面。中国知识分子尤为不能容忍自己的「同行」，多因后两面的存在。但是，至于自己是不是也有这两面，他们不能做出准确回答，毕竟没有遇到具体的事嘛！不过，影片中，枪口下周铁男的表现，「完美」呈现了上述三面中的第三面。当然，这也并不丢人，因为这并非个案。翻阅李国文的【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
便会发现，历史上，「周铁男」可真不少。
人们都说，知识分子是精神的富有者。但这同时意味着，除了看不见摸不着的思想外，他们一无所有。所以，手无寸铁的他们，正因为「思想」的富有，树敌犹如家常便饭。在中国，历史和现实清晰摆明，知识分子的最大天敌是谁。而影片中，他们的天敌不巧真的出现了。
特派员的出现，打破了一种宁静。虽说他为一个错误而来，但相较于孙校长的错误，特派员可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同样是面对错误，孙校长生怕露出马脚，小心翼翼的一举一动尚能博得人们的些许同情；但特派员的淡定与有恃无恐，让人痛恨。但是，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一条中国式「真理」：在权力面前，知识分子什么都不是；而一旦有了权力，不展示、不滥用，岂不是「委屈」了自己？因此，尽管佩戴「博爱」的胸章，但特派员的两次「基层之旅」，却将禽兽的一面展现的淋漓尽致，「扫荡」的架势带给基层民众无尽的心灵创伤。同时，对于特派员这样的败类，就任由他无法无天吗？影片的尾声，一切归于平淡后，孙校长给出了答案——「特派员正接受调查」。但这句话，太轻描淡写了，仿佛之前的「热闹」跟他们无关似的。所以，这样的回答使得人们宁愿相信周铁男的「牢骚」——「坏人永远逍遥法外」。但这有依据吗？我不觉想起中国足球第一次「净化」时期，央视的一本杂志特刊如此说评说中国足坛的「黑哨」——……甚至惊动了国际足联……但也许他们永远找不到答案。至此，某些疑问渐渐浮现出答案：孙校长的「编」、「演」；特派员的嚣张跋扈，「基础」何来？而这样的乱局，是否还会继续下去？
说到这，故事的主人公「驴得水」该出场了。「驴得水」（「铜匠」）是一个被利用、玩弄的淳朴青年农民。而利用、玩弄他的，正是几个代表着文明、进步的知识分子。于是，巨大的戏剧冲突在此形成。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知识分子发挥着开化民心的作用。但事实上，作为一个农民人口数量占大多数的国家，知识分子很多时候还是不接地气的。农民不接纳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对农民更是嗤之以鼻。尽管他们也会为农民「喊口号」，但在很多知识分子心中，农民还是「低人一等」，是可以被任意利用、愚弄的对象。而这种错误观念的存在，使他们对利用、玩弄「铜匠」的后果估计不足，为最终悲剧性的结局埋下了伏笔。
「铜匠」的爆发让「文明人」始料未及。但更为讽刺的是，「铜匠」自解「爆发」的原因，竟是受了孙校长的「教育」——有教无类。这样说来，农民觉醒了，孙校长的实践在「铜匠」身上获得了成功。但觉醒后的农民又是怎样的呢？穿着貂绒大衣的「铜匠」正襟危坐在教室正中央，双手把持着座椅，俨然是一位「起义」成功、拥有了权贵的首领。而他对一曼的折磨，是报复，但也更因为这样能获得快感、「尊重」。影片在讽刺得势农民的同时，更明申了对农民的多维与深层教化，任重而道远。
三民小学的闹剧仿佛来得快，去得也快。不知这部带泪的喜剧会带给现实中的「相关人士」何种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