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花了几个钟头研究了一下总包税所的案件，感觉之前各位的说法，也包括我自己的认识，都不太对。这更多是一个偶然事件。
首先，总包税所作为旧制度的组成部分，在1791年被立法议会废除了。既然被废除，那就要对包税所进行核算，把资产债务算清楚。所以立法议会就派人去调查。
调查了一年多也没啥结果。包税事务确实非常复杂，但迟迟没有进展，当时人就怀疑是不是这些包税人在拖延调查以保住自己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为此开喷的也不止马拉一个人。这时候拉瓦锡等包税人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因为当时的财政大臣是吉伦特派的克拉维埃（Étienne Clavière），这是个银（tou）行（ji）家（shang），经常以权谋私挪用公款——这不奇怪，无论吉伦特还是雅各宾，财务没问题的寥寥无几。他没有动包税人的想法，在他的庇护下，包税人直到1793年都马照跑舞照跳。
1793年初，一些之前被开除的总包税所前雇员揭发包税人有侵吞公款、弄虚作假等行为，国民公会决定增派人手推进调查。派去的议员叫安德烈 迪潘（André Dupin de Beaumont），因为他在总包税所干过，了解情况，带他入行的就是拉瓦锡的岳父。他是个墙头草，这时候吉伦特派势大就跟着吉伦特派投票，所以对深挖总包税所也没有什么动力。
直到1793年6月，吉伦特和雅各宾大决战，雅各宾派获胜，吉伦特的议员们要么逃亡要么被抓。然后吉伦特派死前反扑，把雅各宾的领袖之一马拉给暗杀了。那位被派去调查包税所的迪潘先生也赶快改换了阵营，投奔雅各宾派。
随着吉伦特派倒台，包税人的保护伞大大减弱。而雅各宾派刚执政就面对内外敌人交逼，国家还穷得叮当响，自然就对公认有钱的包税人们越来越不客气，之前对总包税所的清查是做样子，这时候就认真起来了。到了1793年年底，因为包税人迟迟不交他们的账务，国民公会终于决定逮捕这些包税人。紧跟着就把他们的家抄了。
达摩克利斯之剑砍下来后，这位负责调查的迪潘先生也越来越倾向给包税人们定罪。至于说是不是为了向新主人雅各宾派献媚搞政治投机，那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对包税人的审判从1794年开始，这恰好也是大革命最惨的时候。西边旺代战争，革命党和白军互相图图极其血腥。巴黎三四月份政治斗争白热化，马拉的精神继承者埃贝尔派、雅各宾里的另一大势力丹东派都上了断头台。内部财政一团糟只能搞最高限价，民怨沸腾，外有反法同盟从比利时到比利牛斯山的全线进攻。这种情况下革命法庭越来越激进，一开始只是为反革命设的特别法庭，慢慢地审判时间越来越短，审判范围越来越大，罪名和刑罚却越来越少——要么无罪释放，要么叛国上断头台。
迪潘先生对包税人的起诉发生在1794年5月。直到这时候，对包税人的指控都是偷税漏税、在专卖烟草的时候掺了多少水、贪国库的钱等等，基本上是财务问题。这个指控针对的是整个总包税所，不是针对哪个人。起诉是按名单来的，名字曾经挂在总包税所下面的包税人，当时还活着的大概70个，有30人在1780年前退出包税所，免于起诉，剩下40个人里有3个证明自己无罪，也没事，其他的就上革命法庭了。至于说具体指控是不是有疑点，包税所是领导责任还是阴谋犯罪，拉瓦锡本人又承担了多少责任，说不清楚。
1794年5月是个啥情况我们刚才也说了：你上了革命法庭，那么你一定有反对法国人民的阴谋，本来还能辩一辩的财务犯罪都变成叛国阴谋，那就只有断头台一条路了。
所以说，总包税所这个案子和马拉没啥关系，马拉死了半年才抓的人。与其指责马拉，不如骂那位政治投机者安德烈迪潘，如果他能多等两个月再起诉，等到热月政变之后，仗也打赢了，恐怖统治也结束了，拉瓦锡就保下来了。热月之后迪潘先生再次改换门庭当热月党，把包税人案件的锅也甩给罗伯斯庇尔，但即便如此他也只说罗伯斯庇尔要抄了包税人的家填补国库，没说一定要杀人。
仔细梳理一遍后，感觉我们的很多印象并不符合事实。马拉或者其他人怨恨嫉妒的说法完全不成立，已如上述。甚至对包税人恨意最大的巴黎底层群众，也没有在他们的死亡中起到什么作用——包税人好好地活过了革命头四年，历次民众起义也没人找他们麻烦。整个包税人案件都是国民公会和总包税所两个国家机关之间的对抗，看不到民众的影响。而且和普遍印象相反，旧制度的代表包税人和革命者的代表吉伦特派并非势不两立，反而算同一个圈子。只有在1794年4月—7月，这个吉伦特已经被摧毁、而雅各宾也元气大伤既亡未亡的时间段里，包税人才失去了所有庇护，上了断头台。如果从包税人本身出发，那么最佳策略反而是雅各宾专政后立刻积极配合审查，让案件在1794年春天之前出结果，这样的话可能免不了抄家，但绝不会没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