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国时候的中国大都市，粪便是一门值得努力到垄断的生意
早先看【北京往事谈】，得知以前的北京有「粪夫」这种职业，还以「粪道」来划分彼此的势力范围。看了很多论文后发现，这并不是北京的专属，在明清至民国，各大城市都有粪夫，从事着整个城市市民排出的屎尿的清运工作。和大家现在的理解不同的是，粪夫运粪，不像现在这样给钱才干活，而是自己掏钱，才能抢到这个差事，而且竞争很激烈。因为，那个时候屎尿是值钱的东西，农民们把它们作为肥料买入，干粪有干粪的价码，湿粪有湿粪的价码，富人的粪因为营养好，所以价格高，穷人的粪没营养，价格低。
粪夫都愿去好地方掏粪，日久自然生出利益之争。到明嘉靖年间，争粪引发的吵闹斗殴已经很多。据说到清初康熙年间，粪夫们一致决定，停止争斗，立下字据签名画押，正式划定了各自经营的「疆界」，也就是粪道。不过这是粪夫们瞎说的，事实上他们划分的粪道从来就没有得到过官方认可，这是个靠江湖规矩执行的领域。粪道就是势力范围，代表着背后几十户、数百户人每日产出的屎尿，还有帮人洗马桶的收入。想要粪道可以靠买，也可以靠抢。粪道的价格不低，据说在清光绪年间，一股普通粪道就值几十两白银。进入民国后，粪价陡增，20世纪20年代，能收取100户左右粪便的粪道，价值高达银元五六百元。30年代北京经济不景气，粪便价格下跌，也能卖到二三百元。
20世纪30年代，北京约有粪夫四五千人。拥有粪道的「道户」约有1000家，拥有粪厂的「厂户」约有400余家。其中的部分人又有粪道、又有粪厂和厕所，成为了「粪商」，有奴婢有小弟，霸占粪道，豢养打手，垄断操纵粪肥价格，变成名副其实的「粪霸」。上海、南京、广州……很多大城市也都是这种情况。上海粪夫有4000人左右。他们按照出身的地区，分成几帮：苏北帮人数最多，占十分之七；苏州帮约占十分之二；江南帮主要是常州、江阴一带的农民，约占十分之一。 粪夫倒马桶的地段分得很清楚，每条马路每条弄堂都有固定的粪夫管，不容他人染指。如果「同行」要想多倒一家的马桶，相互间就会打得头破血流。
（老北京城外的露天粪场。大粪会在这里被制成粪饼，卖比较高的价格）
二，包括北上广津宁在内的大都市，都曾发生过「粪潮」
史书中容易读到的是政局变迁、文人风月，比较难读到粗陋的琐事。比如北上广等城市都出现过数次粪夫罢工闹事，导致半个城臭气哄哄的事情，就一般不被记在常见的史书中。
从明至民国，粪夫江湖一直遵守着江湖的规矩，与普通人相安无事。粪夫之间偶尔发生因争夺粪道导致的争斗，彼此用粪叉粪勺大打出手，导致粪便淋漓。1925年3月11日的北京【晨报】上，就报道了一场「粪夫之争屎战」，最后出动了大批警察才压下去。这场恶斗导致轻伤11人，重伤「卧地不语」者两人。不过这些殴斗集中在粪业之中，造成的不良影响也局限于一小处，构不成大的事件。
真正的冲突始于民国，从政府试图将粪便清理收归统一管理的时候。从20世纪初开始，几个城市先后出现了因为粪夫不服现代管理、不愿将利益出让而导致的「请愿」或罢工行动。
1925年5月，北平警察厅限令宣武门外黑窑厂21家粪厂迁出城外，粪厂「相率罢业，以相要挟。至下午三时余，贾家胡同、潘家河沿、粉房琉璃街、南横街等各巷住户及各厕所粪秽狼藉，便桶漫溢」。罢工持续了5天，最后因各粪厂存粪告罄，无法维持营业，又恐粪道被他人抢去，方恢复掏粪。1925、1926年，市政公所、警察厅接连要求粪车加盖，并改制木桶代替荆条筐。「粪夫竟严词拒绝，并大罢工数日，当局无奈，只得取消原议，向粪夫赔罪，于是粪夫才复工」。
上海、广州也都有过类似的事情，广州在1924-1927年粪工曾数次罢工，广州城几乎成了「尿广州」。上海的风潮来的较早，1912年就开始了，因为市政厅欲以清洁所代替传统的粪工、粪道制度，引起了粪工们的不满，粪工帮派数次冲进清洁所打砸。
三，大都市的公共卫生现代化，都是（消）灭（粪）霸的过程
什么圈子一旦结成利益集团，想改变就会非常难。每个城市的公共卫生现代化，都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斗争，都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北平市数次对粪夫工作进行制度化管理，如要求其改封闭车、粪车加盖、规定粪车通过时间等，都遭到了粪夫们的反对。后来试图对粪夫进行登记，也因粪夫置若罔闻而无法进行。
1933年，袁良当上了北平市长。这是一个曾留学日本、出身警官的强势人物，并且携南京中央「整顿北方政治」之命而来。上任大刀阔斧，加强市政管理，其中就包括对粪夫的整顿。
1935年10月，市政府决定取消粪道制度，将全市粪业收归市营。这一次的计划不可谓不周密，对于粪夫们的利益也都有考虑，由政府出钱向粪夫购买粪道，再由政府重新招募雇佣粪夫。然而，得到消息的「粪业工会」依然组织了抗议，11月1日，1500余粪夫「仪容端肃，均右手持粪勺，背背粪桶，俨若全副武装」，到铁狮子胡同平津卫戍司令部门前示威请愿，要求「对收买粪道，改订粪车，出入城时间，请勿变更办法」。卫戍司令部派出经理处处长、副官长接见了请愿粪夫代表，好言抚慰，表示新计划「尚未实现，望安心照常工作」。粪夫们得到官方承诺，也不纠缠，很快散去。 游行示威成功后，粪业头面人物在北平城内某大饭庄大摆筵席，庆祝胜利。
1936年6月17日，「北平市改进粪便事务委员会」成立，政府出面，把粪业大佬也拉了进来，找了个大粪商做处理粪便事务所主任。然而粪夫们并不买帐，他们又组织了游行，反对使用新粪具和按照官方规定的路线通行，并将卫生所的新式粪车砸毁，将数十辆粪车堵在道路当中。
不过这次政府的决心比较大，他们一方面采取强硬手段，逮捕领头人，按照「妨碍公务」提起刑事公诉，一方面分化粪夫们，给其中较早登记的粪夫们分派了粪道和公厕，并发放了新式粪具。事务所还接洽卫生局，准备调用清洁班夫役18人，接替拒不登记的粪夫工作。拉锯到1937年6月，绝大部分粪夫都被争取过来，在官方做了登记，接受了管理，污物管理改革终于基本完成。
上海的改革从民国初建就开始了，而且进展得颇有章法，这得益于租界已早有可供参照的管理方式。1912年1月，上海市政厅仿照租界在城外东区、南区开办清洁所，并招标了一个人来管理，他有权在辖区内清运粪便、清洗马桶。这一打破粪夫们垄断的行为引起了粪夫们的不满，整整1912年，粪夫们多次组织群体事件，打砸清洁所、发传单、夺倒粪秽。但市政厅因在改革之处就做了充分准备，做好向群众的宣传工作，弹压闹事的为首分子。经历了一番闹事却一无所得的粪霸们，在第二年也参与了竞标，环卫改革就这样导入了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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