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David Neo
譯者：易二三
校對：覃天
來源：Senses of Cinema （2003年10月）
張藝謀被譽為第五代最具創造力和最傑出的電影人，他和其他第五代導演（如陳凱歌、田壯壯）是文革後北京電影學院的第一批畢業生。
他們在很大程度上為中國大陸電影帶來了國際認可。
在第五代出現之前，中國電影主要以宣傳片為主。第五代導演間接或直接地挑戰了現有的體制；為了躲避審查，這些導演巧妙地運用了寓言、象征和隱喻等手法。也因此，第五代導演因其令人難忘的美麗、豐富的文化和多層次的電影語言而受到稱贊。
1987年拍攝的【紅高粱】是張藝謀執導的第一部電影。他的第二部電影【菊豆】（1990）獲得了許多著名的國際獎項，包括芝加哥國際電影節金雨果獎和1990年紐約電影節最佳影片獎等等。【菊豆】也是第一部獲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提名（1990年）的中國電影。張藝謀的第三部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1991）在1991年威尼斯電影節上獲得五項大獎，並在1992年奧斯卡金像獎上獲得最佳外語片提名。
研究中國電影的學者保羅·克拉克寫道，第五代電影中的中國形象「反映了一種極度矛盾的民族主義」。從第五代導演誕生的歷史文化背景來看，這是可以理解的。
這種極度矛盾的民族主義表現在他們的許多電影中，包括【紅高粱】。
【紅高粱】是一部深刻質詢與尋找根源的電影。這部電影聚焦於民間文化，講述了「我爺爺我奶奶」的故事——或者堪稱「傳奇」，正如電影本身所暗示的那樣。
畫外音中的敘述者明顯的中國背景和匿名身份，似乎暗示並鼓勵了對中國傳統的普遍、草根性的質疑。事實上，敘述者甚至不確定他的爺爺是誰，不過傾向於相信「我爺爺」（姜文飾）這個角色就是他的爺爺——「我爺爺」是九兒或稱「我奶奶」（鞏俐飾）的出嫁轎夫之一。
這個故事或傳奇的構建，內核是對中國根源的深刻質詢——我們（中國）的祖先是誰，又是怎麽來的？對中國根源和起源的質疑也在高粱的比喻中得到了體現——高粱是如何在這個地區（中國華北）生長的？敘述者告訴我們，沒有人知道，它只是瘋狂而自然地增長。影片對民間文化的關註否定或質疑了中國文化的精致且復雜的概念；喚醒我們更原始的本能。
【紅高粱】的回歸草根似乎也是一場對肉欲的慶祝。這部電影讓人聯想到俄羅斯哲學家米哈伊爾·巴哈汀關於狂歡的許多觀點；本質上是回歸到基本的生理需求，比如吃喝拉撒、做愛和生育。從影片一開始，轎夫們的身體和身體機能就在毫不掩飾的鏡頭中得到了描繪，他們赤裸、汗涔涔、沾滿灰塵的軀體，挑逗而又有力地擡擠著新娘的轎子。
整部電影中，男人們在不同的狀態下赤裸著勞作；舉例來說，在釀酒的場景中，男人們只穿著腰布，當九兒即將出現時，他們才被告知要適當地遮蓋自己。而【酒神麴】的段落簡潔地概括了對肉體的頌揚，影片中的人物也顯然讓人聯想到尼采對酒神精神的頌揚。半裸的男人在對酒神的崇拜和吟唱中醉倒，展示著他們的陽剛氣概：
喝了咱的酒
上下通氣不咳嗽
喝了咱的酒
滋陰壯陽嘴不臭
喝了咱的酒
一人敢走青殺口
喝了咱的酒
見了皇帝不磕頭
但是慶祝肉欲的最粗俗的例子是「我爺爺」往酒桶裏撒尿；奇怪的是，這反而生產出了這家酒坊有史以來最好的酒。這清楚地說明了「我爺爺」的陽剛之氣。
【紅高粱】中所描繪的陽剛之氣與傳統的（甚至是柔弱的）、優雅、有修養、有知識的中國男人形象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而這種形象與中國封建制度下的科舉考試有很大關系。【紅高粱】展現了一種比傳統的封建中國更深層、更真實的尋根之路，那曲高歌大膽地回響著：「喝了咱的酒，見了皇帝不磕頭！」
這種對傳統的尖銳攻擊，不僅可以從上述看似頑劣的唱詞中看到；更尖銳的是關於患麻風病的酒坊老板的寓言，他代表著中國過時的封建和宗法制度——無能且無效。
當我們看到九兒被迫嫁給一個患麻風病的酒坊老板，以換取一頭騾子時——她勇敢地質疑她父親的愛，甚至譴責他如此殘忍無情的行為。九兒不甘命運捉弄，拿了一把剪刀來維護自己的尊嚴；幸運的是，他們的婚姻未能成行，這位患麻風病的酒坊老板神秘地去世了。
敘述者相信「我爺爺」應該對他的死負責。而九兒卻把自己交給了「我爺爺」，「我爺爺」把她抱到了高粱地裏，用野生高粱為她鋪了一張床——這理應就是敘述者的父親的出生地。這部電影公然批判了中國無效而壓抑的封建和父權制度，大膽地喚醒和召喚我們的真實感受和原始本能。
影片中所呈現的景觀也可以看作是一種尋根。在此之前，中國導演透過典型的南方景觀——流水、樹木、耕地和舒適的居住環境來代表中國。然而，【紅高粱】卻顛覆了這一傳統，故事發生在崎嶇不平的高密東北鄉，也是原著作者莫言的家鄉。
與南方截然不同的是，莫言將東北鄉描述為「世界上最美麗和最令人厭惡的地方，最不尋常和最普通的地方，最神聖和最腐敗的地方，最英勇和最卑鄙的地方，最酗酒和最深情的地方……」
張藝謀刻意選擇了這樣的惡劣環境來拍攝這部電影，挑戰傳統觀點以及關於中國根源的既定觀念。【紅高粱】中最令人難忘的畫面之一出現在影片的最後一段，我們看到「我爺爺」和敘述者的父親的裹著泥巴的半裸身體處在一堆屍體之中。
在策劃伏擊並殲滅日軍之後，「我爺爺」和他兒子（即敘述者的父親）是影片末尾僅有的幸存者——這兩個人物的真名從未揭曉，我們只是籠統地得知，他們是無名敘述者的父親和爺爺，是中國人民的符號性象征。
沾滿泥漿的裸體和搖曳的野生高粱的最後畫面——伴隨著歌頌九兒的民歌和原始的鼓聲——告訴我們，影片中人物的生存和中國人民的生存，取決於他們能否擺脫中國文化壓抑的桎梏，回歸草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