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什麽臨床醫學總是搞不好厭食癥問題？
這個問題其實很經典，一直以來，臨床醫學都有這麽一種思維定式，每當一個癥狀出現的時候，醫學家們就會構造那麽一種填空題：對於癥狀a，用____下去，就會有效果。然後像當年愛迪生造燈泡一樣，把一堆稀奇古怪的東西都往裏面填。直到找出一個看上去最有效的。至少，證明它比其他的東西統計上更有效一點，哪怕只是是一點點，醫學家就可以開香檳了，他們就可以宣告，一個療法誕生了。
然而，對於人類這個棘手的動物來說，似乎這個輸入同輸出之間的機械對應，在人身上並不那麽地有求必應，即使是一個統計意義上有那麽點用的東西。對於癥狀相仿的人來說，依舊會是個錯誤答案。
要說比較經典的案例，莫過於這個「喝熱水問題」，對於將月經的不適感解讀為一種臨床醫學問題的人來說，往往熱水也是錯，紅糖水也是錯。就算是布洛芬用下去把痛的問題解決了，不適感依然存在，並尋求更多的安慰。
但對於將這個不適感理解為一種社會關系問題的人來說，這個痛也好，這份不適感也好，在它獲得來自於社會關系的，不遺余力的關懷之前，癥狀本身是拒絕被消滅的。就好比路沒修通之前，那個「正在施工」的警示牌，不會被摘掉一樣，你強行要闖，那就只有掉到坑裏去，這麽一種告警手段等著你了。
在這種時候，基於臨床醫學的最佳實踐，反而意味著對於癥狀本身最為冷漠，最為置若罔聞的一種處理。固然在很多時候，為了解決更緊迫的問題，我們需要這種置若罔聞，在性命攸關的情況下，鋸掉一條腿也未嘗不是一種可堪忍耐的事情。然而，當一個人對於身體發出的一切異常狀況，均采取這種兵來將擋，水來土掩的冷漠應對的時候。體現出的，恰恰是人對於社會關系的總體性失望。當一切癥狀對人際關系的挽留與拯救均告失敗，那麽唯一能夠見效的，也就只剩下要死要活的，那類臨床醫學家也按捺不住的重大問題了。
很難說，人的絕癥，不是那麽被制造出來的。當一個人找遍全身，無法動員出癌細胞，無法動員出超級細菌，超級病毒的時候，余下的手段也就只剩下厭食癥一途了。透過一種廣義上的厭食，人們拒絕食物，一如拒絕關系，拒絕工作，拒絕考試，拒絕人生，人們寄希望於換得的，總是社會對自己的總挽留。
如果你不在稍有不適的時候，就采取一種關懷備至的姿態，知道或許什麽都不管用，但是沒關系，我什麽都願意往前線送。那麽很多更加兇險的癥狀，就不會在未來出現，以至於輪到那些世界上最聰明的人，去為你開那些昂貴而收效可疑的藥方。有時，這只是放了一點點糖，加了一個毛絨杯套的一杯水而已。只要一點點人的味道加進去了，價值連城的養生膏方，科技新藥，也比不過你懷著愛遞過去的那一杯呢。
臨床醫學總是治不好人類的厭食癥，原因就在於，臨床醫學拒絕反思癥狀背後，那一系列生產癥狀，延宕癥狀，保護癥狀，乃至成為癥狀的社會成因，而只是單純考慮，如何消滅癥狀，轉移癥狀，減輕癥狀，乃至拒認癥狀。其最終的結果，無非是令某些非得借癥狀得以表達的內容，被無限地壓抑和否決。以至於人類不得不積攢出更有威脅性的癥狀，才能把自己要講的話，真正講出來。
而厭食癥，乃至廣義上以不適感為開篇的，對社群的求助，對重新構建社會關系的訴求。恰恰是機械唯物論的臨床醫學家們，努力到最後也無能為力的地方。營養液救得了人的一條命，可永遠無法救得了人們拔掉輸液管，背後的那個理由。
這份理由，只有靠那一杯杯遞上去必被拒絕，但又義無反顧地一次次遞上去的紅糖水。那些選擇如此行動的人。去真正緩解和治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