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反派與嚴肅音樂
反差就像催化劑，總能創造出奇妙的效果。
剛剛，蓋瑞奧德曼憑借在【至暗時刻】的出色表現，拿下90屆奧斯卡最佳男主。可我對他印象最深刻的，要數在【這個殺手不太冷】裏面，殺人前將藥丸咬得嘎嘎響，聽著貝多芬的音樂，癡迷又冷靜的樣子。貝多芬音樂的嚴肅，跟他殺人的狂躁，在我心裏咯噔一下，忘不了。
不只奧德曼，那些 優雅又迷人的反派角色，偏執又聰明、冷靜又狂熱 ，在「反社會」的大動作前，都會來一段嚴肅的古典音樂，或者本人就很癡迷嚴肅音樂。【沈默的羔羊】裏，漢尼拔在殺人食肉之際，也愛指揮復調大師巴哈的【郭德堡變奏曲】。
要追溯其源頭，史坦利庫布瑞克1971年的【發條橙】算是個「開山者」。男主是個邪惡的反社會分子，除了好事，什麽事都做。他另一的一個特質就是瘋狂癡迷貝多芬，最喜歡一邊聽貝多芬一邊奸淫女性。
在一所公寓奸淫女性時，則用的【雨中曲】的音樂與舞蹈 。（雨中曲的主演表示難以接受）
在水邊戲耍同伴時，畫面用的慢動作，像是在跳舞，配以羅西尼皆大歡喜的【賊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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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片滿是畫面與動作的強烈反差，當 音畫脫節 的時候，我們便會關註到音樂。歡快、嚴謹的古典音樂分別給人以歡樂和崇高感，崇高的情緒與「反社會」的畫面結合起來，就產生了奇妙的反應。
德國現實主義電影評論大師克拉考爾在【電影的本性—物質現實的復原】寫道：「當我看到影片裏那個惡狠狠的的伯爵正把他的有外遇的妻子逐出家門時，會聽到一支快樂的曲調；而他倆最後言歸於好的藍色場面則又由一支送葬曲作為伴奏。音樂主題和原應作為伴奏物件的動作之間的這種脫節，確實讓我感到很好玩， 因為這使我從一個新的和始料未及的角度去理解故事，或者—這是最重要的—促使我忘情於諷喻性的鏡頭所開辟的一個前所未有的廣闊天地之中。 」[1]就像克拉考爾所講，這種音畫的沖突，帶來 陌生感 。使得人們對背景音樂對畫面的敏感度都調動起來，豐富的情感體驗使人進入新的廣闊的天地中。
反之，音畫合一固定模式，使之變成陳腔濫調，「只要幾節門德爾松的【婚禮進行曲】，就足夠使觀眾知道他們正在進行一場婚禮， 而所有其他跟婚禮並無直接聯系的或者跟他們對這支樂曲固定觀念相沖突的視覺材料，便都被排斥在他們的意識之外了 」。[2]與這種現象一同出現的，還有對英雄形象的反動。
那些正義、善良散發著光輝偉岸的英雄形象開始讓人覺得虛假甚至「虛偽」。 這一變化是人類崇高理想逐漸衰微的漸變過程。 尤其以心理學家 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 為甚。其強調人的動物本能，迫使人們不得不面對人性中陰暗的、醜陋的原始欲望，提出以人的非理性的無意識為基礎來解釋人的行為。這些都極大地動搖了人們對宗教、理性和秩序的尊崇，動搖了人對自己精神歸屬的自信。那些混合了神性的光輝與獸性的黑暗的飽滿的形象更受到人們的青睞，甚至是單純地展現人性所隱晦的黑暗才讓觀眾感到「真實」與「親切」。這何嘗不是一次「英雄主義」的反彈呢？又或許是 人們在這些角色中照見了自己深深壓抑的陰暗面 。
像【蝙蝠俠：黑暗騎士】中的小醜，風頭甚至蓋過了蝙蝠俠；
【魔戒】中被邪惡侵蝕左右搖擺的咕嚕；
【七宗罪】裏瘋狂的信徒等等。
大反派行兇之前，嚴謹的古典音樂使得反派變得優雅、迷人起來。 這與道德、與善良無關 。越是「兇殘」越是「偏執」的反派，配以超高的智商，或配以超高的品位，這種強烈的反差，就越有種致命的吸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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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種「血腥暴力」的畫面與「崇高壯美」的音樂除了些許的反差跳脫之外，更多的是 美妙的和諧感。
毛姆在【月亮和六便士】裏說：「魔鬼要幹壞事前，總是會參照【聖經】。」
我傾向於做這樣的思考，古典音樂的某些精神特質隱藏在「規整，節制，優雅」的旋律與結構之下，而與「暴力，破壞」的精神特質相通。有人將嚴肅音樂比作音符建成的建築，有人將之比作數學的宮殿。不論如何，都體現了其嚴謹的秩序，而充斥其中的便是滿滿的控制欲了。
而「暴力美學」所追求的則是「為暴力賦予美感」，那麽將「暴力」裝進崇高的音樂盒裏，就再合適不過了。被壓抑在崇高裏的「暴力」，反而有了更強的張力與更優雅的外表。
這種關系，大概就是「欲」在「禁」中吧！
[1][德]齊格弗瑞德·卡拉考爾：【電影的本性—物質現實的復原】，邵牧君譯，中國電影出版社1982年版，第173-174頁。
[2][德]齊格弗瑞德·卡拉考爾：【電影的本性—物質現實的復原】，邵牧君譯，中國電影出版社1982年版，第17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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