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我先說一句臥槽。
真是個反思習慣性設計以及身體感知的好問題，向提問者致敬。
能夠在建造結果之中體現的，首先應當是同手用工具密切相關的空間與構件。
比如防禦工事或城堡中的螺旋樓梯：因絕大部份人慣用右手使兵刃，故而目前大部份螺旋梯方向為順時針上升，這樣在上方防守時胳膊仍為內彎，而下方攻擊者則需要反手進攻，利於防衛；若所有人慣用左手，則螺旋梯方向將變為逆時針上升；
比如同閱讀書寫或繪圖相關的書房、工作室的布置。原本桌之左側為光源，在變為左手慣用的情況下，為不擋光，當去對面而坐，將空間變為右側光源，以便進行相關操作；
工作室的光源變換會進一步導致美術館尤其雕塑館的布光方向變換——因通常為右手操作，光源於左側，所以在展覽不對稱之雕塑時,有條件的情況下將光源盡可能布置於雕塑左側可獲得最接近曾經在創作者視覺內的理想之效果。若自古便為左手慣用，則布光之方向自右方更為合適。
這些是空間上的變換，對更細微的構件也會產生一定的影響。
比如石作。
盡管官式建築在重要位置極力講求對稱、中正，但仍有無法顧及到的不對稱之處，比如鼓鏡柱礎上的加工之痕跡。
幾乎絕大部份鼓鏡的加工痕跡均為逆時針上旋（少部份方向不定，極少部份為順時針）。這是因為在制作鼓鏡之時，需將方形石料一面畫上圓形，而後逐步將多余面剔除，形成自圓向方的均勻過渡。這種制作的過程名為鏨鑿，工匠一手使錘一手使鏨，沿著一定傾斜角度將多余部份打掉。由於絕大多數工匠慣用右手，其精度、力度均比左手大，於是右手使錘敲擊左手的鏨，從圓弧邊緣向斜下方錘打。由於使用錘時手臂向內收較向外撇更易於控制，故而最終形成自右上向左下的細密鑿痕，配合圓形體量，自然變為逆時針上旋的狀態。而若工匠均慣用左手，則該痕跡應當順時針上旋為主。
而部份考古遺址也將發生方向上的置換。
按照楊鴻勛及王魯民的研究，
……在陜西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遺址的半穴居中，許多例項進門的右手，也就是坐北朝南房子的東南隅，多發現炊具雜物，顯示出這一位置慣為食物、用具的存放處；而在房間的東北隅，則常見破碎的陶器，這是慣常在此進行日間家務活動的表達；房間的西南隅，未發現貯藏蹤跡，在稍晚的遺址中，這部份居住面多略為高起，表面堅硬、光潔，並有多次燒烤的跡象，應是炕的雛形，即這種半穴居的西南隅為常規的睡眠之處。……在建築坐北朝南的情況下，進門後的左側就是房子的西南隅。之所以在西南隅睡臥，是因為在這種半穴居的火塘的後方，即房子的東北隅與西北隅，是人進入房間一眼就能看全的地方，缺乏隱蔽性，睡眠時人最缺乏防禦能力，也不希望被別人打攪。如果入口的右側即房子的東南隅成了放置物品的地方，那麽，入口的左側即房子的西南隅就是這種房子內剩下的相對隱蔽的地方。於是，在特定氣候條件下的右撇子的隨手一放，就決定了仰韶文化的坐北朝南的半穴居房間中的西南隅成了相對固定的睡臥之處。——【營國：東漢以前華夏聚落景觀規制與秩序】王魯民
一旦慣用手發生改變，則各處方位均將相繼發生顛倒、各處方位之命名也將隨之變換，而這些命名同風俗乃至居住文化上的聯系將發生無法預估的變化，繼而影響建築文化。
所以，或許這個問題的關鍵之處不在於作為個體的部份設計師是否為左撇子，而在於當制作者與使用者的慣用手變換時，很多規則的底層邏輯會改變。最簡單比如文字的閱讀與書寫方向（豎排的設計邏輯為閱讀邏輯，單手卷起閱讀，右手執筆左手持握時文字自上而下、自右而左，自左向右翻最為合適，而橫排時則註重書寫邏輯，右手執筆自左向右書寫不會蹭到墨跡。若習慣用手變換，則整體方向或將大概率翻轉。）、尺的刻度方向（自右向左劃線決定了初始刻度將位於右側）、圖紙的標註方向（自尺之刻度而來）、螺絲閥門等的旋轉方向（順時針或逆時針取決於手的向下用力方向）等。
盡管純粹從技術上反推，之後的差別可能在建造結果中依然體現不大（尤其在工業化大生產之後的建築或公共建築上我們或許很難發現區別），但其發展的過程將可能有我們無法預知的很多變數吧。
畢竟相關使用的身體、與相關設計的圖學，無論哪一個發生重大變化，相關建造及文化的變化總歸會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