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酸枣之说，经杨守敬补充，后世支持的材料还真不少。其中【陈留志】「 城内有韩王故宫阙 」、【水经注】「（酸枣故城） 韩国矣 」，都算比较可靠的材料。加之酸枣涉及到东孟事件，水经注断言聂政死于酸枣城北，且当事人严仲子为「濮阳人」，事件中又有齐、卫出现，这些应该安排合理的解释。所以，韩烈侯时都于酸枣的说法应该倾向于肯定。
【城冢记】说酸枣旧宫是「韩襄子所筑」，韩国谥号「襄」的君主只有战国中期的韩襄王，显然不是他。古籍中「襄」「哀」是一组很常见易讹混字（见魏哀王、秦哀公、陈哀公、【老子】「抗兵相加哀者胜」等例），故【城冢记】所谓的韩襄子必定就是韩哀侯，这与后世【寰宇记】「韩哀侯即位，灭郑，遂都酸枣」的说法是类似的。这种韩哀侯时才都酸枣的说法，可能是原始作者将前397年严遂、聂政、阳坚在东孟之会刺韩傀，兼中烈侯，许异蹴烈侯，使之佯死而免难之事，与前374年韩哀侯为韩山坚（即韩严）所刺混淆了。所以以为韩哀侯时由于灭郑广地，而得以东都酸枣。
二
宜阳之说，源自【吕览】高诱注；阳翟之说，则最早见于班固【汉志】，次见于高诱。
杨宽参考【纪年】、【世本】等材料后，倾向于认可高诱的记载，即韩武子都宜阳，景侯都阳翟。
综合来看，形势如下：
水经注记载宜阳时未提到曾为韩都，杨熊疏也未提到有古籍记载其事；记载阳翟时，径采班【志】说，杨则不太认可。另外，杨比较赞同王先谦的观点，即在韩哀侯灭郑以后，懿侯、昭侯时代可能一度自新郑徙都阳翟。
今按，宜阳、阳翟作为韩都说，本质上仅见于【汉志】、【吕览】高注。战国史料中，没有直接记载这两地曾为韩都的，史事方面，也没有足够迹象能反映武子都宜阳，景侯都阳翟。而且，更严厉的是，【纪年】「武子都平阳」、【世本】「景子居平阳」，这两条来自更可靠史料的记载，直接冲击了武子都宜阳，景侯都阳翟的说法。杨宽以「韩自先世贞子已居平阳，康子亦已居平阳，何待辞費？」为由，怀疑【纪年】的「平阳」字误，这是不太合理的。【纪年】中记载商代君主的国都，就不厌其烦地一一记载多任君主居亳。另外，【宜阳记】、【水经注】等距战国不太远的早期舆地书中，不见这两地有任何关于韩国的历史遗迹，这也是不正常的。
值得一提的是，【项羽本纪】「韩王成因故都，都阳翟」，曲英杰据此以为韩确实在战国晚期从新郑迁都于阳翟，所以秦灭韩后置颍川郡，郡治阳翟而非新郑。至于迁阳翟的「景侯」，他认为就是战国中期的韩宣惠王。曲对于战国史料的了解过于薄弱，大量史料可反映韩宣惠王之后，直到韩亡前，韩国一直都于郑。另外，【项纪】所谓「因故都」，曲也是误解了意思。项羽分封前，韩王成就都阳翟，【留侯世家】载「沛公乃令韩王成留守阳翟」，所以羽分封时，不迁徙韩国，仍让韩成都阳翟，这才是「因故都」之义。曲说甚陋，不足取。
复按，景侯之子烈侯，【世本】作「武侯」。
【韩世家】载景侯世有「郑围我阳翟」事；而烈侯（武侯）世有「秦伐我宜阳，取六邑」事。宜阳撞上「武」，实在巧合。
因此，初步推测，有不明故事者，因见景侯时阳翟见围，烈侯（武侯）时宜阳见伐，而臆测景侯都阳翟，武侯都宜阳。后班固采信「景侯都阳翟」说，但未细求景侯年世，而误谓其事晚于哀侯都郑，遂述「周末，韩景侯自新郑徙此（阳翟）」（也可能班固绝对认可韩哀侯自平阳徙新郑之说，故只能安排徙阳翟在徙新郑之后，遂言「周末」）；高诱并采该说，然误以景侯之子武侯为景侯之父武子，遂道「（康子）生武子，都宜阳。生景侯处，徙阳翟」。高诱直接认为昭侯是景侯子，可见其对韩君世系了解之弱。
